中国地质科学的卓越大师——黄汲清院士（五）

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潘云唐教授

本文刊发于《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201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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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的卓越大师——黄汲清院士（一）

中国地质科学的卓越大师——黄汲清院士（二）

中国地质科学的卓越大师——黄汲清院士（三）

中国地质科学的卓越大师——黄汲清院士（四）

 

回国领导实业部地质调查所

 

黄汲清1935年底从美国旧金山乘海轮归国，1936年1月回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两天，期间听说前淞沪主办丁文江先生出差湖南，因煤气中毒逝世。他大为惊讶，甚是悲痛。第二天他到南京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向翁文灏所长汇报三年的留学经历，并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绝不辜负两位恩师的青睐、提拔和赏识。翁文灏已于前一年任行政院秘书长，更多的进入政界，所以就按与丁文江的商量决定，逐步交班给黄汲清，因此立即任命黄为该所地质主任（Chief geologist，相当于“总工程师”）。黄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以努力工作来报答丁、翁二位恩师的栽培和信任。

就在此前的一年，有人在长兴煤山发现了油苗，上海等地的报纸给予了大幅报道。翁文灏所长即去考察，不幸半路发生车祸，头部受重伤，不但未考察到油苗，而且险些危及生命。黄汲清回来听说这事后，就想一定要去弄清楚油苗的事。于是，他与该所盛莘夫、崔克信一同去长兴煤山踏勘。他们发现该地是一个面积不过几十平方公里的向斜构造，其中有一层薄薄的砂岩有油滴显示，总厚度不足两米，而且变化很大，因而判定难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他们回到南京后即刻向翁所长做了口头汇报，此事才得以平息。虽然在长兴地区没有发现油田，但黄汲清却发现当地的地层剖面出露清晰而且各门类化石较为齐全，肉眼可见且容易采集。于是他又在2月下旬与盛莘夫、丁毅、崔克信等再去长兴煤山考察地层，测制二叠纪、三叠纪的地层剖面，并采集了大量化石标本带回所内。后来在那里建立了著名的世界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即所谓的“金钉子剖面”。

 

1936年春，黄汲清和所里同事在计划修建的京赣铁路线上考察煤田地质，他们先考察了安徽宁国县港口灰山一带的煤田，其考察结果在《地质评论》上发表。紧接着他又和该所的王珏，以及正在江西工作的高平、徐克勤一道考察了乐平煤田。这里有上二叠统的标准剖面，他们在这里采到大批化石，取得了丰富的材料。以后，他又和徐克勤一起研究赣西的萍乡煤田。此煤田范围大，煤层多达十层，最厚者达两米，而且煤质好，可以炼焦。他们花了20多天，测制了煤田详细的地质地形图，最后写了专题报告，对煤田储量做了估计。他们还发现含煤地层与下伏三叠系底层呈不整合，表明三叠纪后期此地发生了褶皱运动，因而明确提出印支褶皱运动的存在。黄汲清认为在所研究的全国煤田中，萍乡煤田是研究得最详细、最具实用价值的。

1937年4月，翁文灏要陪同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去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礼，故任命黄汲清为代理所长。当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顾维钧（顾少川）组织成立了“中国煤油探矿公司”，向实业部登了记，请求该部地质调查所与该公司合作进行探油事务。黄汲清即与该公司勘探队长史悠明及聘请的美国专家韦勒（J.M.Weller）和萨顿（F.A. Sutton）会晤，美方专家要求中方派出得力的专家。黄汲清想到老地质学家孙健初，他是一位成熟的地质学家，对河西走廊和祁连山区多有研究，情况很熟悉，他也很愿意从事这项工作。他们与美方专家谈判，达成了初步协议：野外工作费用全部由公司负担；所方负责与地方行政机构洽商，并提供各种服务人员和服务事项；调查研究成果必须写成报告，首先提交所方一份；野外采集的标本必须交所方研究保存，有重份的美方专家才可携出国。

当年的夏季和初秋，勘探队进行了陕甘青三省的石油普查，重点研究了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在研究玉门县境内祁连山前久已闻名的石油沟一带的油苗时，发现了老君庙背斜构造，三位专家一致认为该构造值得特别重视。韦勒等返回南京后即写成了详细报告，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在这里进行着紧张的探油工作。原陕北延长油田有两台钻机要调运至玉门，而延长地区当时属于陕甘宁边区，而玉门属于国统区，国共两党就此进行了商谈，当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亲自参与此事，他认为国共合作抗日期间，要顾全大局，互相支援，那两台钻机最后得以顺利地从延长调运到玉门。后来在玉门经钻探发现了工业油流，玉门油田就此成为我国第一个工业油田。

1936年秋，南京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委员如下：翁文灏（主任）、黄汲清（副主任）、李四光、谢家荣、尹赞勋、田奇镌、孙健初、王日伦、潘忠祥。在材料搜集分工方面，负责“贵州四川秦岭”部分的人员为黄汲清、王日伦、喻德渊、熊永先；负责“蒙古新疆西藏”部分的人员为李四光、黄汲清、袁复礼。他们又计划从速编制几个重要区域的百万分之一的地质图，如“长安洛阳幅”“贵阳昆明幅”“成都巴县幅”，每一幅的负责人都是黄汲清。当时黄汲清组织了一个南岭地质调查队，其任务是进行南岭地区的1:100万地质填图，在填图过程中了解矿产分布概况和大地构造轮廓。调查队分为五个分队，由东至西依次为：江西-广东队，由高平、徐克勤负责；湘东-粤北队，由黄汲清、路兆洽、张兆瑾负责；湘中队，由田奇镌、徐瑞麟负责；湘西队，由王晓青、许原道负责；湘西-黔东队，由王日伦、吴希曾负责。整个野外工作，从1936年8月到1937年春完成。所获地质成果反映在1949～1952年出版的1:100万分幅地质图一级1:300万中国地质图上。

黄汲清领导的南岭地区地质找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和徐克勤在湘鄂交界处的湖南资兴县廖江市发现了很好的煤田，煤质很好，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湖南第一大的烟煤煤田。他们工作期间，黄遇见了前北洋大学的同学杨湾辉，他当时在广州委员会长行营工作，他回去向领导汇报，行营主任曾养甫也是黄在北洋大学的同学，曾请了老地质学家谭锡畴任矿长，此矿后来在抗战期间发挥了很大贡献。

黄汲清还领导开展最新探矿技术的应用。地球物理学家李善邦曾在北平鹫峰地震台工作多年，在撤出北平后，他从美国买来一台扭秤探矿仪，并用于湖南省常宁县水口山铅锌矿的探矿实习。黄汲清到那里后对此事很感兴趣，当时一同去的还有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岳希新和赵家骧，刚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来给李善邦当助手的秦馨菱。他们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还写了报告。

1937年6月底，黄汲清到莫斯科出席第十七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大会7月1日起开始会前地质旅行，他选择的是“二叠纪旅行路线”。他们先到伏尔加河地区的古比雪夫城，然后穿过俄罗斯地台至乌拉尔山脉西坡，过乌发高原后北行至彼尔姆，就是二叠纪（Permian）的命名地了。然后，他们参观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盐矿索利卡姆斯克，见到了非常完整漂亮的食盐晶体。最后他们乘船顺卡马河而下到喀山，7月19日返回莫斯科。

1937年7月21-29日，第十七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翁文灏作为大会副主席、煤田地质组主席就坐主席台，他还要参加“《万国地图和地学辞典》”的讨论会。黄汲清被推举为“二叠纪及其在地层学上之位置”专题组主席。出席会议的还有黄的同班同学朱森、李春昱、裴文中和丁驌。会议期间，他们参观了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苏联当局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各国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以及伏罗希洛夫元帅、布尔加宁元帅等领导人也出席了宴会。

大会结束后，黄汲清等又到列宁格勒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访问，他们在所长陪同下参观各主要实验室，并与研究室负责人会谈。

1937年的8月上旬会议结束，黄汲清与丁驌一同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到了苏联在日本海的港口海参威，打算乘轮船回上海，可是，“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这条路走不通了。于是他们又原路返回莫斯科，由莫斯科乘火车到柏林，在这里他们碰到了李春昱。之后，黄汲清乘火车到意大利热那港湾，他乘坐远洋航轮二等舱于10月10日抵达香港后，便立刻乘中国航空公司飞机到汉口，再乘招商局轮船返回南京。

当时，翁文灏早已从莫斯科返回南京，经济部命令地质调查所搬迁至长沙。黄汲清全力以赴领导迁所大事。他们先有一个五人核心小组，即黄汲清、周赞衡、钱声骏、盛莘夫、高振西，还有一位秘书周大训。他们决定装箱运走的是图书馆的全部图书和全部仪器（包括各种显微镜、测量仪器、绘图仪器等），但陈列馆里的化石、岩石、矿物标本又多又重，无法运走，他们预计将来还可以找回来。翁文灏给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打了招呼，希望他们帮助运输这两三百个大木箱的书籍仪器，这些东西在运到下关民生公司码头后，大家才放了心。可是很多运不走的东西如府志县志等，也让大家非常痛心。一切准备就绪后，黄率全所其他20余人乘轮船离开南京去武汉，后来又由武汉转往长沙。起初他们在湖南省地质调查所内设临时办事处。黄汲清、曾世英、田奇镌还去租借地皮，打算另建新所。

1937年12月19日，黄汲清出席了在长沙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会议决定在1938年2月26日在长沙召开第14届年会，在这次年会上黄汲清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虽然是战争年代，但大家照样开会进行学术交流，并谈论今后地质学教育等问题。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长沙也不安全了。翁文灏当时已任经济部部长，他已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他即命令地质调查所向重庆搬迁。黄汲清得到重庆北碚西部科学院负责人张博和、李乐元的协助，让该所先迁到该院内，然后建起办公室、图书馆，职工则租住民房，很快使工作走上正轨。北碚是一座小型风景城市，抗战期间不少中央教学、科研单位都迁来此地，主要有中央农业试验所、中央工业试验所、经济部地质调查所、中央矿冶研究所一级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私立上海复旦大学和江苏医学院，以及人才济济的国立编译馆，这里成了抗战大后方的第一个科学文化中心。

黄汲清临危受命，领导地质调查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两次长途搬迁。在重庆期间，他每隔两三周必须要从北碚乘轮船或汽车到重庆城里向经济部长翁文灏、常务次长潘宜之汇报工作。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令人十分钦佩。

到重庆安定下来后，黄汲清首先想到的还是寻找石油天然气。他到自流井观察过火井，又到五通桥、大渡河铜街子、沙湾、乐山一带进行路线地质考察。他又去了威远臭水河一带研究天然气来源，并决定在威远一带开展填图详查工作。后来，经过曾世英领导的一批青年学生的努力，他们填绘了威远地区多张1:10000及1:25000的地质图。黄主张进行钻探，但由于条件限制，钻机深度仅1400 m，故未发现油气。虽然如此，但他们的工作没有白做。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工业部进行了3000多米的深钻，在震旦纪灰岩中发现了大量天然气。

除威远外，黄汲清还于1939年与陈秉范等发现了四川隆昌的升灯山构造，并通过钻探在三叠系嘉陵江灰岩中发现了大量天然气，这是我国建成的第一个天然气田，早些时候主要生产炭黑。

1938年的11月1日，翁文灏免去其所兼任的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正式任命黄汲清为所长。由于黄汲清的主要精力在于抓业务、搞地质矿产调查，他定期从北碚到重庆去汇报工作也很辛苦和费时，他更想在青年时代在事业上好好打下基础，所以他在1939年就口头向翁文灏、潘宜之表示了辞职的想法，但二人不予理会，还对他加以安慰和鼓励。到了1940年夏，翁命令他派地质人员去调查四川涪陵的彭水铁矿，由于所里技术力量紧张，又考虑到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曾有人去调查过，所以他十几天没有布置这一工作，翁文灏对此非常不满，对黄汲清进行了严厉训斥。后来，有人告诉黄，那是行政院长大财阀孔祥熙办的“川康钢铁公司”催促着要办的事。黄一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发国难财，人民都深恶痛绝，自己为他们而受气，真是不应该，于是辞意更坚，翁、潘二人无法再劝勉，只有请他推荐继任人选，于是他推荐了尹赞勋，理由是尹比他资格老，是有能力的，尹遂被任命为“代理所长”，主管一切。

辞职后，黄汲清一身轻松，于是带着夫人陈传骏、女儿黄杰生一起回老家仁寿探亲。他们先乘汽车到资中，后换乘滑竿回到位于仁寿县青岗场的老家。他拜见已68岁高龄的母亲，送给母亲在瑞士花100美元买的手表，母亲非常高兴，他又见到了姐姐、哥哥、弟弟及各家子女亲人，大家都很高兴。由于工作太忙，黄汲清就把夫人、女儿安顿在家里，陪母亲和亲人们多住几天，自己则直接从家中赶去威远县，继续进行地质找矿工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