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地质学界一代宗师、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黄汲清先生诞生115周年。为纪念这位为我国地质事业作出了杰出历史性贡献的地学大师，我刊特邀著名地质学史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潘云堂教授撰写此文。

黄汲清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地质学大家，他在开创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制图事业，创立中国大地构造理论，提出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勘查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作出了突出贡献。

黄汲清先生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地质和科学事业，他的爱国无私的奉献精神，求真创新的科学追求，值得我们永远尊敬、怀念和学习。

本文内容丰富，篇幅较长，文章将分期发在本公众号，以飨读者。

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潘云唐教授

本文刊发于《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2019-2期

 

书香门第 优秀学生

黄汲清1904年3月30日生于四川省仁寿县青岗场一个文化地主家庭，他的祖父黄学成青年时代考中“秀才”，中年参加省里考试获得“副榜”称号。他的父亲黄汝次是独生子，也考中了“秀才”，并在成都的新式学堂——四川“通省师范”毕业，后回家乡长期教书。黄汝次发妻熊氏早亡，后续娶简阳县三叉坝蒋氏。黄汲清有一姐、一兄（德懋）和一弟（德灿）。

黄汲清7岁那年，正逢“辛亥革命”，他开始发蒙。和他哥哥一同进入家附近的一个私塾，塾师姓杨，也有秀才般水平。他们只念了一年，“四书”没学完，就于次年转入新办的“青岗场小学”。读了两年，他父亲和一批好友集资创办了一所新学堂——同化小学，他自任校董，主讲国文。黄汲清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黄汲清还很喜欢体育活动，如球类和体操。学校的操场有一个“浪桥”，就是一块长长的木板，两端各穿上两条绳索，吊在架子上，顺着板长的方向来回晃动。需要先攀着绳索跳上木板，然后撒开绳索跑向另一端，抓着另端绳索后，再转身                            

跑回原端。黄汲清常常把“浪桥”荡得很高，反复来回很多趟，他的平衡力得到很好的锻炼。他后来漂洋过海多次，从来不晕船，正是得力于这从小的认真锻炼。他还喜欢一种体育与智育相结合的项目——算术竞走。参加者手持石板粉笔，从同一地点出发，每人分发三道算术题，在大操场上转圈快走相当距离，谁最先到达终点而且算术题也做得正确无误就算胜利。黄汲清也多是这一游戏的赢家。

黄汲清童年时代受家庭特别是祖父和父亲影响很大。祖父学问高深，好读书，特别喜欢小说，尤其在夏天晚上，常给黄汲清讲故事（“摆龙门阵”），黄在小学和中学时也爱读小说，在学好正课的同时也读完了“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黄汲清的父亲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具有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他读过梁启超的《中国魂》，深受感染，立志要为中华民族争光。这也影响到他的儿女和学生。

仁寿是四川省有名的大县，人口近百万，乡镇数量近百，历史上出过很多名人，如晋朝上《陈情表》的李密，南宋在安徽采石矶大败金兵的虞允文，还有近代军阀混战时期川军的高级将领潘文华、唐式遵（四川省长刘湘的“哼哈二将”）、董长安，等等。在那风云变化的年代，黄汲清胸怀壮志，要力争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成为一代伟人。一次他见同班同学伍健远拿着一本《中国地理图》大肆炫耀，原来是他的亲戚从上海给他寄来的。黄借来参考，伍只准他在教室看，不准带回家，黄就利用课间休息和课外活动时间，用薄薄的半透明纸蒙着，用笔把图描了下来。不到一个学期，他的《中国地理图》手抄本也完成了，后来他从事地质工作，这个手抄本还跟了他很长一段时间。他工作时期野外素描画得那么好，人们交相称赞，说他的素描不加修改就可以直接出版，这显示出他从小练就的功夫。

1917年，黄汲清13岁，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同化小学。四川有句谚语：“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胸怀壮志的黄汲清到成都考入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学”。该校位于成都市西城区西胜街，离新西门、青羊宫不远，风景优美。黄汲清在那里就读四年，除年假、暑假必须回家外，其余时间都住在校内。四年间学会换了三任校长，教务主任、教员分成三派：东洋派（留学日本的）、成都高师派（成都高师毕业生）、北京派（北京回来教书的）。实际上，前二者基本一致，实际只有东洋派和北京派。这期间也包括不少名师，例如夏斧私校长的代数课、彭昌南老师的“中国地理”课都特别精彩。

1918年11月11日是欧战和平纪念日，第一次世纪大战结束了，成都人民集会庆贺，黄汲清也参加了游行队伍，还听了演讲，其中也有学生代表，人人情绪高昂。

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也波及成都。黄汲清和同学们也积极参与，除上街游行外，还到很多商店去清查日货，他们销除仇货、抵制仇货，提高民族自信心。但他和很多同班好友都感觉到，四川太闭塞，必须东出夔门，到北京、上海等通都大邑去开开眼界，增长见识。

从北洋大学到北京大学

1921年夏，黄汲清从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毕业了。他回到老家，与父亲商量上北京投考大学之事。他认为，年轻人必须学到真本事，特别是要有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长，将来才能为国效劳，自己也才能有美好前途。父亲的想法是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前程就是做官，他们的想法殊途同归，结论就是去北京上大学。他们家虽然是地主兼教师、小康殷实之家，但为了他出川升学，父亲还是花了大力气来筹措这笔旅费。

当年6月下旬，黄汲清告别父母亲人，与同班同学一道出发了。他们先坐滑竿到隆昌，又约集同学一起到重庆。他们买了法国人的轮船“蜀通”号的票，7月初出发，川江水险，船行较慢，他们经过了壮丽惊险的“长江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到湖北宜昌。他们没有停留，立即换乘中国招商局轮船公司的船，一天后到达汉口，在江汉关码头办手续时，遭到把持海关大权的英国殖民者粗暴的搜查和训斥。这屈辱的一幕，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更增强了他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

黄汲清到北京后，才知道北京大学要9月份才招生，而天津北洋大学7月份就招生了，于是他就报考了北洋大学，进入补习班（预科），需三年时间完成预科课程。期间的重点课程是英文和数学，黄都学得很好。他对教英文的大卫·拉蒂摩尔（David Latimor）和弗兰克林·拉蒂摩尔（Franklin Latimore）弟兄讲的英文课很感兴趣，他的英文进步很快。其他课程他也学得很好。在该校他还遇到一些名人。他是四川人，在南食膳团长期就餐，与该团负责人曾宪浩很熟（曾是广东人，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广东省建设厅长，抗战时期在重庆还当过交通部长）。和黄汲清住同一舍的还有北洋大学四年级毕业班学采矿的陈祖燕，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立夫，他喜欢在低年级同学面前高谈阔论，黄也与他有过交流。他叔父陈英士是蒋介石的上级，最后成了“四大家族”之一，后到台湾90多岁去世。

假期黄汲清也外出旅行，增长见识。1922年暑假他到了北京，并到北京大学和中学同学李光涛相聚。1923年学校发现猩红热疫情而放假，他又约集几位四川同学去山东烟台度假。

北洋大学平常政治空气不是很浓，学生们都沉溺于业务学习课中。到1923年双十节，河北省教育厅长特邀梁启超来校作报告，他谈辛亥革命的感想，讲得很好，黄汲清等深受感染和启发。黄还去南开中学听过该校校长张伯苓主持的报告会，报告人是外交部长顾维钧，主要讲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黄也深为顾的外交才能所激励，而且称赞他“代表弱国，极不容易”。北洋大学一部分同学受五四运动思想影响，组织了多次报告会。他们先请了李石曾先生，后又有人想请李大钊先生，学校当局十分恼怒，马上出面阻止，没想到进步学生即召开大会，推选四位代表向校长冯熙运交涉，冯竟把四位学生代表挂牌开除。一位学生愤怒地砸了开除学生的牌子，他也竟被挂牌开除。学校当局后来还让警察搜捕这五位学生代表。

黄汲清和不少血气方刚的北洋大学学生约百人筹组临时学生会，黄被选为代表，参加文书组。他们先去直隶省政府向省长曹锐请愿，要求罢免反动校长冯熙运。后请愿学生队伍带上行李，去到北京，到教育部大礼堂驻扎，写好呈文向大总统曹锟请愿，又散传单，召开记者会，并联络北京大学等高校，寻求支持。北洋政府最终只得将冯熙运免职，并强迫学生返校。学校当局要求参加闹事的学生交悔过书才保留学籍，黄汲清作为爱国进步学生领袖之一，声明无过可悔，坚决离校。

离开北洋大学后，1924年黄汲清考上了北京大学本科，他选择了理科地质系。地质系名师云集，有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硕士学位的李四光，有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有中国培养的早期地质学家王烈、李学清、谢家荣等等，还有很多得力的年轻的讲师助教如孙云铸、赵亚曾、舒文博、徐光熙、郁士元等。黄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时全班共8人：朱森、黄汲清、李春昱、杨曾威、常隆庆、赵华煦、蒋咏曾、尹效忠，蒋、尹在二年级就退学了，赵华煦二年级时转入人文科哲学系，常隆庆因病休学，复学后晚两年毕业。所以，1928年黄汲清毕业时只剩下他和朱森、李春昱、杨曾威四人。

1928 年秋，黄汲清（后排左）毕业时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班同学：李春昱（前排左）、朱森（前排右）、杨曾威（后排右）合影

 

黄汲清和同学们对李四光老师无比崇敬。李先生1918年从伯明翰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谢绝了英国教授对他的挽留，毅然回祖国服务。中国近现代地质事业创始人丁文江把他推荐给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蔡于1920年聘他来北大任教授，主讲岩石学，也搞科研，如大冶铁矿区的岩浆岩研究。他另外还看中了外国人研究了几十年的单细胞原生动物微体化石，形似纺缍（中间粗，两头尖），初译为“纺缍虫”。他知道中国古代把纺缍叫“莛”，他就在左边加偏旁“虫”字，组成一个形声字——“蜓”（音“廷”），这个字我国地质古生物学界沿用至今。这个微体化石有十分复杂的构造，而且在地球历史上演化迅速，在划分对比地层上用处特大，是极好的“标准化石”。他通过大量蜓类化石鉴定，又创立了蜓类化石的10项标准。他将蜓的主要特征，在坐标纸上用若干曲线表示出来，既有定性概念，又有定量概念，既可以减少文字描述的繁琐，又提高了鉴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这是重大的创新，深受研究蜓类化石的国内外同行钦佩，这一研究处于当时的国际领先水平，为大家所普遍采用。他利用这10项标准，对中国北方的蜓类化石进行系统研究，鉴定出20多个新属。1927年，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蜓类化石经典巨著——《中国北部之蜓科》，作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大型系列出版物——《中国古生物志》的乙种第4号第1册而正式出版。黄汲清和同学们立志以李先生为榜样，努力学习，积极研究，争取更大的成绩。

黄汲清在学校不仅功课好，还注意实践，常参加地质考察。一年级时，在教授王烈和朱家骅的带领下，他们分别去过北京南郊和西山，西山堪称中国早期地质工作者成长的摇篮，他们不仅暑假去，寒假也去，那里气候比现今，他们带的行李往往不能很好地御寒，他们就去到石灰岩山区，找到烧石灰窑的工人，为他们指引烧石灰，石灰烧好运走的空窑底部还有些余热，可以在那里栖息抗寒，但他们白天照样观察地质现象，采集标本，从事科研。三年级时（1927年）正巧瑞典探险家斯文·赫丁（Sven Hedin）教授与中国合作，组成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赫丁为团长，中国哲学家徐炳昶为副团长（中方团长），团员有各方面专家数十人，其中地质学家有清华大学教授袁复礼，北京大学的高班学长丁道衡，等等。考察团数十人连同行李和工作用品包乘京绥铁路火车的行李车厢到包头，李四光先生与赫丁先生商定，让他和黄汲清等学生也上行李车厢同行。火车从西直门出发到包头后，考察开始向西进行，经宁夏、甘肃直到新疆，李四光先生和他们同吃同住同考察，两三天后，辞谢他们而东返。李四光黄汲清等师生一行在中途考察素齐车站观察了路北大青山地质剖面，又考察了大同煤田及附近地质情况，然后返京，不久就传来丁道衡先生在包头发现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好消息。

四年级时，就在他们毕业前夕的1928年4月，黄汲清他们全班同学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率领下，去热河省（现辽宁省）北票煤矿实习。他们分两组用了大约10天时间完成了北票煤田1:25000地质填图。翁先生对这一区域内的构造做了说明：有几个推复构造（纳布构造）、平推断层是由北西推向南东，也就是从蒙古高原推向渤海方向，这也是黄汲清他们第一次见到阿尔卑斯式构造。

黄汲清在一年级去北京西山实习搜集到了宝贵的材料，二年级就开始进一步研究，最后写出了论文“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层”（英文稿），文中纠正了一些外国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马休（Mathew）等的错误，厘清了北京西山寒武系与奥陶系地层的关系。该文发表在当时中国地质学界最高学术刊物《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Bull. Geol. Soc. China”）1927年第6卷第2期上。此时恰逢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设立学生奖学金，黄汲清获得140块大洋的重奖，这是对他的地质科学处女作的最好肯定。次年，黄汲清又与朱森（第一作者）联名在该刊第7卷第3-4期上发表了另一篇学术论文——“羊坊花岗岩与山层之接触”。

1920年，当时北京大学地质系二年级学生赵亚曾、侯德封、田奇隽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后来该会《会刊》也一直出下去。黄汲清等每年地质旅行的材料都写成文章，在他们毕业那年（1928年）《会刊》第三期上集中发表了他们所写的文章，如朱森与黄汲清写的“北京西山辉绿岩之研究”，朱森、黄汲清、杨曾威、李春昱所写的“热河朝阳县北票兴隆沟及杨树沟一带地质报告”和“山东地质旅行报告”，以及杨曾威、黄汲清、李春昱、朱森所写的“北京西山杨家屯煤系地层地质之考察”，等。

黄汲清自从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后，各方面费用都比在天津北洋大学时多。他想到父亲为他筹措上大学的钱已很不容易，不忍心再增添家里更多的负担，于是他就自力更生，勤工俭学。他在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总共7年，没回过一次家，一来因交通不便，旅费昂贵，二来他也可利用假期温习功课，从事地质调查、旅行、科研和一些课余翻译等，既巩固提高英语，又能有一些收入。他与北京《晨报》编辑部联系，主编陈博生很支持他，委托他翻译若干英文论著，如纽约外交学会编的《世界各国之军备》上的文章于1926年7-8月在《晨报副刊》之“社会周刊”栏目之37号、39-42号连续发表；李利（J. W. Leary）原著的《二十五年来美国经济的发展》上的文章也发表于同年6-7月《晨报副刊》之“国际周刊”栏目37、38号上。此外，该栏目于同年9-10月还发表了他翻译的其他文章共4篇。黄汲清在该报挣的稿费也是很可观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邀请他去参加理科图书重新整理编目的工作，半年内付了他整理费数十元。北京大学学生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是初中程度，约他讲授博物学课程，每周四节课，每节课五角钱，两年他也挣了120多元。他在三四年级的一两年间，勤工俭学的收入占了他总开支的三分之一还多。

黄汲清在北京大学四年的学习期间，时局变化很大。1924年下半年，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向盘踞东三省的奉系大举进攻，不料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占据北京，发动政变，逮捕了直系大总统曹锟。直系迅速垮台，吴佩孚南逃，奉系张作霖部入关，进占天津。冯、张又把前皖系首领段祺瑞捧出来当“总执政”。段、冯等电邀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1925年初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到北京，但孙先生由于病重于3月12日因肝癌在协和医院逝世，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将灵柩送香山碧云寺安放。黄汲清与很多北京大学学生参加了追悼会，他们组织了一列队伍和国民党要人汪精卫、吴稚辉等一道，扶灵出西直门。黄汲清扛着冯玉祥部将、绥远都统李鸣钟送的花圈，一直步行到万牲园（即今之北京动物园）。黄曾熟读过孙中山的遗嘱，倾听过孙中山的留声机片演讲，这次又目睹宋庆龄夫人悲不自胜的状态，很有感触，心中对孙中山更加崇拜和敬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