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阔志向 仁义之心 ——追忆原地矿部副部长、国际地科联原主席张宏仁

 

——第二届大地文学奖 · 新人奖颁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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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阔志向 仁义之心

——追忆原地矿部副部长、国际地科联原主席张宏仁

 

 

杨 旋|文

82年，这是一个人的一生，对以百万年为单位的地质纪年来说，何其短暂，如流星划过夜空。82年，29930天，又何其漫长，足够一滴水穿透磐石。

22岁参加工作，他鞠躬尽瘁，把剩下的60年人生都奉献给了地质事业。

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定理想信念，一直把党和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报考大学只考虑国家需要，赴苏联留学刻苦学习，进入云南边陲克服种种艰难困苦找出大矿，当选国际地球科学联合会主席，耄耋之年继续从事“燕山运动”研究……他的一生，随便选取一个片段，都折射出一个人理想高远、追求真理、无私奉献、谦和简朴的崇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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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7日，张宏仁考察华北北部柳江盆地，考察燕山运动不整合面构造。

一

已经下了一天的雨丝毫没有减轻的架势，反而从早上开始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珠紧锣密鼓地织就成一张巨大的网，笼罩了北京城。这是2016年7月20日，本地新闻进行滚动播报：今天将遭遇一场特大暴雨，将超越此前的“7·21”，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但是，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位老人，却在早上8点就出了门，无奈地铁一号线停运，多条公交线路采取甩站措施，直到中午11点多追悼会结束，她才辗转到达城市西边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因为她要参加当年北京地质学院老同学张宏仁的遗体送别仪式。

上午10时30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一场肃穆庄重的遗体送别仪式正在举行。300多人，从四面八方冒着大雨赶来，为的是再看一眼他们心中尊敬的老领导、亲切的老同事、挚爱的老同学——原地质矿产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原主席张宏仁。

天人同情，共洒雨泪。

在送别仪式上，李晓放回忆起在地质矿产部担任张宏仁秘书时的情景，悲痛的心情无法抑制，尽管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

1986年夏天，30岁的李晓放从北京地质局物探队调到地质矿产部，担任副部长张宏仁的秘书。令他惊讶的是，第一天上班，这位新上任的副部长就骑着自行车来了。后来他才知道，从1982年调任地矿部水文司司长那时起，自行车就是张宏仁的主要交通工具。

当时条件有限，几位副部长共用一辆车。张宏仁除了上下班，甚至有时出去办事，只要车程在一个小时以内，他都骑车去。

一次，张宏仁骑着车从地矿部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进门时被拦住了。门卫看了一眼自行车，又上下打量他：怎么会有骑自行车来开会的领导呢？直到他拿出证件，门卫才相信了这个衣着朴素的中年人真是地矿部副部长。

后来，组织上考虑安全问题，部领导出席活动统一按照公务用车规范用车，他同意了。但是上下班，他还坚持骑车。

当了副部长之后，张宏仁一家五口才从40平方米不到的筒子楼，搬到位于魏公村的一套稍大的房子。搬家时，李晓放来帮忙，才发现这位领导的生活简朴到他难以想象的程度，行李里最多的就是书和资料，竟然还有一件“五七干校”的黑旧棉袄。

“您怎么还留着这个啊，赶紧找个收破烂的卖掉吧。”他说着就拎出来。

“你别动，这是我在云南深山里，夜晚在篝火旁睡觉盖的，这有我的回忆。你就是卖50块钱我也不同意。”说罢，张宏仁又给塞了回去。

但是，就是这么简朴的人，在得知李晓放有了儿子，立刻买了一套小孩毛衣送给他。

一次，李晓放跟着张宏仁出差，工作结束后，对方购买了游览桂林山水的高级船票。当时，一张普通的票只需几块钱，但那一张要96块钱。张宏仁知道后，就对他说，“小李，我们不能让基层的同志掏钱。首先，这不是工作，实际上我也不感兴趣；其次，一定公私分清，我出钱把咱俩的票都买了。”听了这话，李晓放心里还有点不高兴，人家好心请你，你却非要自己掏钱。当时他的工资一个月只有150多块钱，还要养家糊口，犹豫之际，张宏仁已经把钱算好了放在他手里。

上了船，两人坐对面。刚坐下，张宏仁就拿出笔和本，头也不抬，“小李，碰到值得看的，你喊我一下。”说完就埋头书写起来。李晓放心里直埋怨，这哪是游览啊。

张部长的好学，李晓放后来才算是真正领会。出差在外，张宏仁会随身带着法语书，一有空闲就背单词。除了英语、俄语，张宏仁又自学了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他是一个极富语言天赋的人。一次在火车上，包厢对面坐着两个美国人，双方闲聊起来。李晓放英语不差，但是仅半个小时，他的英语就有些“支持不住”了。原本一直埋头看书的张宏仁此时接了话，跟两位美国水利工程师聊起了“橡胶坝”等专业技术。最后，对方问张宏仁：“您是在美国哪个中学读书的？”张宏仁一听就笑了，回答说：“我连美国都还没去过呢。”两位美国人一直摇头不相信。

在李晓放的印象里，张宏仁还是一个特别坚守原则的人。当时地矿部有规定，每位部领导一年必须有三个月时间到野外一线去。一次，他陪着张宏仁到四川西南部的一个地质队调研。项目区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里，当他们冒雨爬到了现场，看到一桌为他们准备的丰盛饭菜，张宏仁生气地站起来就要走——因为这超过了当时四菜一汤的标准。

从地矿部离职后，李晓放应聘到了外企工作。公司会给工作多年的员工发一个纪念性的奖品，有戒指、手表等，李晓放看到有一套德国的五金工具箱，立刻想到送给张部长。他知道，送任何东西张部长都不会要的，但是这套工具他肯定会很喜欢。他了解张宏仁特别喜欢动手，曾经一起出差时，宾馆的电视机都是雪花点，张宏仁就要来工具，自己拆开修好。

过去的种种如电影画面依次在眼前浮现，李晓放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说：“我在想我的人生道路，首先就要感谢在地矿部遇到了张宏仁这样的好领导，我很幸运。虽然一起工作只有短暂的3年时间，但是他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否则，我不可能在短短7年就成为500强外企的首席工程师。宏仁是我一生的榜样。”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政困难，国拨地质勘探费逐年递减，除了养活队伍外所剩无几，整个地质系统陷入困境。作为部领导，每次下基层，张宏仁都会带一个笔记本，仔细认真记录所见所闻。

1987年4月的一天中午，位于楚雄的第二水文队基地静悄悄的。午饭时间刚过，大家还在休息，28岁的队党委书记陈国栋在他办公室里坐着，为了凉快，门敞开着。突然间，感觉门口有人。“这不是宏仁部长吗？”他赶紧站起来迎出去。张宏仁笑眯眯地站在门口，穿着一身地质工作服。若不是在之前的一次会议上见过这位副部长，陈国栋不敢相信，这位地矿部副部长没提前通知，就一个人到了他办公室。“我去姚安县看一下，路过你这里，就顺便过来看一下。”张宏仁边说边走了进来。两个人坐在那间七八平方米的屋子里，聊起了第二水文队这支有着1200多人队伍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张宏仁告诉陈国栋，在这个艰难的时期，要想办法解决队伍生存问题和职工收入问题。很快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张宏仁要走。他们一起到了楼下，陈国栋只看到一辆北京吉普，车上坐着司机一人。心想，这位部长到基层轻车简从，一点领导架子都没有。

一次，张宏仁去新疆地质部门调研，到了阿勒泰的一个地质队，发现住房条件很差。这个地质队自1964年从内蒙古迁来，大部分职工还住在土坯房里，采光差，墙体也因长期被侵蚀快倒塌了。长年累月的风沙堆积，外边地面比室内高出一米多，进屋得下楼梯。看到基层同志的困难，他说：“国家现在也困难，我们不能过分地向国家伸手要，我们要与国家同舟共济，携手克服困难，自力更生，想办法改善我们的工作、生产、生活、科研条件。”

为了鼓励大家，他讲了一个自己当年在云南地质厅第十一地质队的故事。那时候，驻地在楚雄，队上养了很多猪，但缺少饲料。他看到队里施工的涡轮机时，灵机一动，利用涡轮机来带动碾米机为当地百姓免费碾米，条件是把剩下的麸子留下，这样既为当地老百姓解决了现实困难，也为队上获得了养猪饲料。通过这种办法，队里后来还养了牛，再用牛油熬肥皂，改善了队里的生活条件。

善于思考，主动解决问题，是张宏仁一贯的工作作风。

1982年，他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司当司长，除了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方面的工作，还开创性地把环境地质工作纳入工作范畴。

当年7月17日，四川云阳县长江边上发生了一个大滑坡——鸡扒子滑坡。这个滑坡涉及土石1500万立方米，前缘约180万立方米土石滑入江中，阻塞了部分长江航道，填高江床30余米，形成急流险滩，导致长江该河段断航7天。国务院对此非常重视，但当时尚未明确由哪个部门承担治理任务。由于航道阻塞影响交通，治理的责任就落到交通部头上。国务院拨了8000万元专款。由于交通部缺乏治理滑坡的专业人才和经验，于是请地矿部支援。

这件事自然而然地找到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司。当时，有人劝张宏仁：“这事不好做，你又没治过，万一治不好怎么办？”可是张宏仁想，长江断航非同小可，这种自然灾害是非治理不可的，再困难也要试一试。再说，自己是搞地质专业的，不治理又让谁治理呢？然而，由于没有先例，大家心里都没底。第二年年初，张宏仁组织专家组，在滑坡附近岸边交通部提供的一条船上住了一个多月，一边监测滑坡动态，一边研究治理方案。为了恢复长江航道，必须清理滑入江中的土石，而清理这些土石可能诱发进一步滑坡。他们只能边施工，边监测。几个月后，长江航道恢复正常，鸡扒子大滑坡保持了相对稳定，至今没出现大的险情。

这个全国第一个由国家出资的特大型滑坡治理工程，开辟了我国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先河，也为后来地质灾害治理成为地矿部乃至国土资源部职责奠定了基础。

当时张宏仁他们设计应用的拦山堰、排水沟等，都在后来的滑坡治理工程中广泛应用；而且，在这次探索治理中形成了滑坡治理的常规模式——专家会诊、提出治理方案、施工单位进行工程治理。更为重要的是，地矿部从此建立了一支稳定的滑坡治理专家团队，也就是技术核心。当时专家组中有成都地质学院的张倬元、湖北地矿局的刘广润、地质力学所的胡海涛、水文工程地质司的戴广秀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地质灾害防治领域的专家。

由于这项工作完成得好，国务院把另一个大工程也交给了地矿部，这就是长江三峡链子崖和黄腊石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链子崖和黄腊石是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大坝上游两处稳定性最差的大型灾害性崩滑体，都有长期活动历史，一旦发生大规模崩滑，将严重危害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和长江航运。国家为此拨款1亿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

从那以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就明确为地矿部的职责之一了，这弥补了长期以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缺乏理论体系和专业队伍的短板。到现在，地质灾害治理已成为国土资源部门的业务强项。

1992年，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生大面积砷中毒事件，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找地矿部的人商量此事。张宏仁很快就组织专家到内蒙古进行一系列勘查，查明原因——饮用水源的地下水含砷元素超标。他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防治措施，即在1992～1993两年时间内，重点做好病区地质环境调查和傍渠取水、打井改水、物化除砷三种不同改水方法试验和病村改水条件的调查。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地质勘查经费严重萎缩，许多地质工作难以开展，当时地矿部进行的地球化学元素化验项目，也在采样后面临无米下炊的困境。张宏仁灵机一动，采取了在全国范围内招标的办法。结果，有很多单位主动找上门来参与竞标，使这批样品顺利完成化验，并在后来的地质找矿中发挥了直接作用。在今天，招、拍、挂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但在那时，却不啻为破天荒的举动。

在20世纪90年代初，张宏仁就精通计算机技术，并为地矿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倾注了很大心血。他常伏案在计算机前，与当时一些计算机同行讨论如何发展地矿部的信息技术，利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地矿部行政办公、信息交流等问题。在他的推动下，地矿部内部办公系统实现了信息化。很多人都记得，下班后，常看到这位副部长拿着网线在楼道里布线。

在地矿部，张宏仁除了做好部领导日常管理工作，还对整个地质科研有着自己深入的思考，写下了很多理论研究文章，如《解渗流问题数值方法对比》《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法在地学应用中的对比分析》《西藏羊八井地热系统与地下水的深循环》《矿产地质勘查工作的形势与任务》《中国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九十年代中国的矿产供应与世界经济》等。

1989年，张宏仁发表了一篇题为《地质工作的风险分析与改革》的文章，对于地质工作的改革问题，提出了前瞻性的思考。他认为，地质工作踏上改革之路是历史的必然。地质队伍应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事业单位，承担公益性地质工作；另一部分走企业化道路，进入市场。

不止在广阔的地质学术范围刻苦钻研，张宏仁还对经济有一定的研究。1992年7月3日，《中国地质矿产报》刊发了他的文章《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这是他在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班做的一个报告。在这篇文章里，他深入分析了计划调控和市场调节两个相辅相成的国民经济调节机制。在文章最后，他写道：“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积极作用的同时，还不应忘记市场调节的消极方面。市场调节是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基础的，片面强调市场调节就会导致人们‘一切向钱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当忘记，除了个人物质利益驱动机制外，还有另一种自动调节机制——共产主义觉悟。”

从1962年调到地质部算起，到1970年调任北京市地质局，再到1982年重新回到地矿部，从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司司长、地矿部总工程师，到党组成员、副部长兼总工程师，直至1994年退休，32年时光，张宏仁用共产主义觉悟严格要求自己，在矿产勘查、地下水评价、地质灾害治理、地质科技管理和重大工程指导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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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中国地质博物馆，收藏着一枚金质纪念章，它代表了国际地球科学联合会的最高荣誉。2016年1月，国际地科联第69次执委会将它授予82岁的张宏仁，以感谢他对国际地科联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他也成为全球获得此项荣誉第一人。当年5月，他把这枚奖章捐赠给了中国地质博物馆。

张宏仁曾说，他这一生，一半给了地矿部，一半给了地科联。

他口中的地科联，就是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1961年3月在巴黎成立，现拥有121个会员国约40万地质科学家，是国际上最大、最活跃的科学团体之一。我国在1976年正式加入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2004年，张宏仁当选为国际地科联主席，此后连任到2008年。

其实早在1992年，他就担任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组委会秘书长。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主办的国际地质大会，身为地矿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的他，负责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从那时起，他每年都要列席国际地科联执委会。

1996年8月4日，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开幕式，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大会期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见了参加会议的中外地质学界知名人士。此后10天里，来自116个国家的6261名地质学家云集北京。这次大会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谓一次盛况空前的国际性科学领域会议。

大会组委会除了为代表们安排了79条遍及全国各地的地质旅行路线外，还举办了71个学术报告会、152个专题研讨会、4个大型主题报告及大型科技展览等。这届大会还广泛交流了地质科学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的成果，并展现了作为世界第三矿业大国的中国大陆地质及其特征，显示了中国地质科学在国际科技舞台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取得的成就，获得了国际地质同仁的一致好评，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为祝贺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在我国举行，邮电部还特别发行了一套《第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纪念邮票。

在这次会议上，张宏仁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外语能力，被国际地学界所认识和首肯。因为这次大会的成功举办，国际地科联将机关刊物《Episodes》交给他接管。在担任主编期间，他将一个国际组织的机关刊物，办成了一个国际学术期刊，并且坚持纯英语办刊。

1996年春天，张宏仁作为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秘书长，来到约旦参加国际地科联执行委员会会议，介绍30届大会的筹备情况。在听了介绍后，当时的国际地科联主席法埃夫问，中国能办《Episodes》吗？张宏仁想，这是一个中国地质人走向世界的契机，他立即打电话请示地矿部部长宋瑞祥，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接”。

第30届大会圆满结束后，经过磋商，国际地科联和中国地矿部签署了协议，正式决定在中国设立《Episodes》编辑部，由张宏仁担任主编，编辑部设在中国地质科学院。

这是一份在国际上拥有大量读者的刊物，首次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非英语国家主办。

消息一出，国际地质学界许多人表示怀疑，一是对我国的地质科技水平有怀疑，二是不相信非英语的中国能办好这个专业性强的英语刊物。之前主办此杂志的分别是加拿大、美国、英国。

但是张宏仁很坚定：“中国人办事认真，只要办，就能办好。”

《Episodes》翻译成中文是《地质幕》。张宏仁形容道：“地质事件如同历史大幕，地质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将它的故事一幕幕拉开。”

此后，经过张宏仁和编辑们的不懈努力，克服了缺稿等困难，第一期的《Episodes》篇幅由48页增加到76页，内容受到读者的好评和地科联的鼓励。经过一年时间，他们对杂志的定位进行了调整，从1999年起，《Episodes》的副标题就从原来的“国际地学新闻刊物”改为“国际地学刊物”，将新闻属性转变为以综合性评述为主的半学术、半新闻刊物，学术论文比例占到整个刊物文章的三分之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学工作者，都能及时收到通过航空邮寄的《Episodes》。

2002年，在张宏仁的组织下，《Episodes》开始建立网站，把刊登的文章全部放到网上，5年时间完成了创刊以来全部文章的数字化。

国际上对科技杂志有个评价标准——影响因子，在中国接手以前，《Episodes》的影响因子只有0.3多，办了几年后，影响因子快速上升，达到了2.13。这个数字证明，中国不仅能办杂志，而且很快让杂志的整体水平提高了一大截。

“我们极其赞赏《Episodes》编辑部的工作。中国为国际地科联做了这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来自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的赞誉让编辑部无法忘怀。

直到2004年张宏仁当选为国际地科联主席，他才卸任《Episodes》主编。

2004年8月，意大利，佛罗伦萨。

堪称全球地质科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国际地质大会在这个浪漫的艺术之都召开。来自141个国家和地区的7414名代表齐聚于此。

8月25日中午12时，国际地科联执委会换届改选。经过一轮紧张激烈的投票之后，当大会提名委员会主席D.Mulde教授宣布张宏仁当选主席时，全场起立鼓掌。在现场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内心无不自豪与骄傲。

这是中国科学家当选国际地科联主席第一人，开我国在国际科联（ICSU）旗下的国际一级科学组织担任最高职务先河。

张宏仁的当选，除了他渊博的学识，还与他掌握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六国语言的超强外语能力，长期在国际地学领域活动的出色外事能力，以及他谦谦君子一般的品德魅力有关系。

面对记者的采访，张宏仁却谦逊地说：“我个人能当选主席，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国力增强和中国地学的进步。它体现了国际地学界对中国的信赖，就是说，大家相信中国可以为全球的地学发展服好务。国土资源部孙文盛部长亲临大会并在开幕式上讲话，更使各国代表看到我国政府对地质工作的重视和对国际地质科学合作的支持，使得很多国家更愿意投中国一票。”

在第二天的国际地质大会闭幕式上，新当选的主席要代表新的执委会致辞。由于没想到自己会当选，之前没有任何准备。当天晚上，他的窗口一直亮着灯。

26日上午，张宏仁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用熟练的英语发表致辞。话音一落，几千人的会场掌声齐鸣。他站起来深鞠一躬，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

作为一个庞大国际组织的“领头羊”，张宏仁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难度。短短四年，要为国际地质科学界真正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具体操作起来，要下一番功夫。

为了更好地发挥国际地科联作用，张宏仁深入思考，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地球学报》上。他仔细分析了地科联的运行现状，认为优势在于不仅囊括了广泛的地质学科，同时覆盖了很多国家，这在全球众多与地球科学相关的研究机构中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地科联又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并且全球地学界的某些机构对其也不甚了解。

他在文章中写道：“因为国际地科联资金有限，不能同时承担太多项目，而且当下的情况并不容乐观，地质学并没有得到全社会足够的重视。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并没有地质学家的席位；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环发大会上，情况亦如此；虽然在神户举行的环发大会规模比前两届大会小很多，仍然没有地质学家的声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做全方位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国际地科联应该启动一项计划，使其加强与联合国公共信息部的联系，并争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资格。”

对此，他建议，应该加强地科联与成员国之间的联系，让全球的地学界团结起来。国际会议作为最好的交流方式也最为昂贵，应该加紧通过发达的信息通信技术建立起网络系统，开发远程会议系统。同时，地科联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协调世界地质科学活动上，就可以以有限的资金解决更多的问题。

为了加强公众的地质科学意识，他着手准备在未来几年开展国际行星地球年活动。

在担任国际地科联主席期间，他还处理了一件事关国际地学界的大事。一直以来，因为国际地质大会已举办了一百多年，而国际地科联1962年才成立，二者之间存在争议。张宏仁以出色的管理经验和外事能力，最终将国际地质大会定位为国际地科联的论坛，在地科联下成立了国际地质大会委员会。同时，突出了地质大会主办国的权益，国际地科联换届改选和地质大会申办由地科联和国际地质大会共同组成的理事会来决定。每届地质大会注册费的百分之十上缴地科联。

建立在这样明晰的关系和稳固的基础上，新的体制平稳而有效地运行。不得不说，改革的成功浸透着张宏仁的智慧与辛劳。

与他身居高位相反的，是他的俭朴如故。

2000年，第31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巴西里约召开。张宏仁作为第30届大会的秘书长被邀请参加大会理事会。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董树文到组委会安排的宾馆去看望张宏仁。

一进门，就看见张宏仁在淘米，他惊讶地看着这位曾经的老领导。

“组委会不是安排食宿吗？”

“在这里天天吃生菜、烤肉，我受不了。我这个方法很好，你可以试试看。”

说完，他把淘好的一把米放进带加热芯的小水瓶中。然后，和董树文聊起中国代表团参加大会的一些议题。

2006年，国际地球科学计划科学执行局会议在巴黎召开，董树文在自己住的宾馆遇到了张宏仁，他很惊讶：“怎么您也住在这样的宾馆？”“这里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会地点近，图个方便。”这间巴黎的二星级宾馆，房间小得可怜，一般人转身都要小心，何况张宏仁1米82的身高。

散会后，董树文和中国代表团租了一辆商务车，送会展的展品去机场。在宾馆门口，他看到张宏仁拎着箱子在等车。

“主席，您坐我们这个车一起去机场吧。”

“不用了，我打一个出租车去地铁站，坐地铁去机场。”

“这个车是送展品的，我们跟着车去机场，也是节约成本。”

在他们的再三劝说下，张宏仁才勉强上了车。

汽车驶向巴黎机场。董树文望着坐在副驾驶座上头发斑白的张宏仁，心中无比自责，今天差点让72岁的老领导一个人带着行李颠簸着赶地铁。可他知道，无论如何安排，这位老领导每次出国出差，都不带秘书和随行人员，自己订二星级宾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吃工作餐或者自己带方便面，他也从不送礼，还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外国人尊重的是本领，不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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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一名普通的地质队员走上地矿部的领导岗位，又成为我国地质学家担任国际地科联主席第一人，取得如此成就，与张宏仁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

1934年，张宏仁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7岁时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带着他到了上海。

16岁那年，抗美援朝爆发，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参干运动。张宏仁在学校积极报名，成为学生中的带头人，为此他还写了一篇决心书，刊登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从那时起，他就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后来，因为学校所在的区团委想培养他做干部，张宏仁没能参军。但是要服从区团委的意见，高中毕业就得参加工作，而母亲希望儿子继续读书上大学。为此，张宏仁还给在南京上学的弟弟写了一封短信，他觉得应该服从组织需要，希望弟弟劝说母亲。

1952年，正当张宏仁准备从格致中学毕业时，高考前一周，他被临时通知考大学。

此时，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张宏仁想到，国家的建设离不开钢铁，炼钢铁离不开采矿，采矿又需要进行地质勘查，再加上当时的校长陈尔寿教授地理课中的自然地理部分又是他比较感兴趣的，于是，他在志愿表上依次写下了三所学校：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由于在中学时就自学了大学的微积分等课程，即使只有7天复习时间，张宏仁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地质学院。

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普查专修科，因为成绩优秀，1954年他被国家选派，先后到苏联诺伏切尔卡斯克理工学院以及第聂伯尔彼得罗夫斯克矿业学院地质系学习。那时，生活条件不好，张宏仁患上了严重的甲型肝炎，身体比较瘦弱，身高1米82的他只有60公斤重。但在五年的学习中，他所有科目都得到了最高分，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回国后，张宏仁被分配到昆明工学院。然而，他一心想去野外地质队工作。当时，绝大多数学地质的留学生都分配到了大专院校或者科研单位，到野外的概率极小。他被分配到了昆明工学院，正巧一起从苏联回来的同班女同学被分配到云南省地质厅，张宏仁找到那位女同学，两人在经过组织同意后对换了位置，她去昆明工学院当老师，而他如愿去了云南地质厅。在这之后，他还找到当时地质部人事司的一位副司长，提出想去西藏，这位副司长告诉他，西藏形势还不稳定，已经进去的人都在往外撤。云南也是地质工作的好地方。张宏仁只好打消了去西藏的念头，收拾行囊去云南。

当时，从北京到云南，要先坐火车南下广西柳州，再折回贵阳到安顺，再坐汽车颠簸三天到云南沾益，最后换乘窄轨火车到昆明。而他的行李，则是用火车经过越南河内运到昆明的。

一番“曲线救国”，7天后，张宏仁终于抵达了云南省地质厅，这位留苏的大学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因为当时的“反右倾”运动，等待了一个月，张宏仁才被告知“可以去野外了”。他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为了满足“大炼钢铁”对铁矿石的需求而新组建的第二十一地质队，工作范围主要在滇东北的昭通地区。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昭通地处乌蒙山区，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从山下看白云缥缈如同仙境，然而身处其中，才发现被浓雾和绵绵细雨包裹，有时候连续一个月都见不到太阳，山区小路泥泞不堪，可谓天天“走泥丸”。每天回到营地，衣服鞋袜通常都湿透了，得用火烤干第二天才能穿。

正值困难时期，他们找矿就在缺衣少食、物资极度匮乏的艰苦条件下进行。没有粮食，只能吃土豆。四斤土豆顶一斤粮食，外出工作不能带太多土豆，如果工作地点相对固定，他们就生一堆火，把土豆埋在火炭里，干一会儿活儿饿了，就把土豆刨出来吃，吃完了接着干活儿。

一次他们出野外，在路上走了三天多，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找了一个彝族人开的小饭馆。当时粮食紧张，需要凭票购买。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用相机给饭馆里的彝族服务员姑娘拍照，答应照片洗出来后邮寄给她们。这才一人得到了一个荞麦饼。后来从山里出来，照片洗出来了，却怎么也找不到地址。这件事让张宏仁一直耿耿于怀，“答应人家的没有做到啊”。

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全靠双腿走路。在金沙江边工作的时候，从江边到山梁是2500米的高差，当天必须爬上去。干完活回住处，要从下午一直爬到天黑才能到山梁，经常是摸着黑在陡峭的山崖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万丈深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里的道路，比蜀道更难。

虽然苦，但他内心是开心的，而且，天性乐观的他善于苦中作乐。他又有超强的动手能力，给单调的生活增加了几分乐趣。

在昭通，他们驻扎的地方几乎与世隔绝，带的一个电子管收音机，因为过于耗电成了摆设，这样一来，天一黑大家就无所事事了。张宏仁开动脑筋，制作了一个很长的天线并把它架高，从上面拉一根线下来，引到一个线圈里，再加上一个可变电容器，就可以接出电波。电波要通过整流才能接收信号，他就找一块小铅锌矿石做整流器，拿一根针来找灵敏点，结果实现了非常好的整流作用，可以收到好几个台。这一土发明，伴张宏仁他们度过了许多个孤单的日子。在没有任何娱乐的夜晚，这台简易的收音机就成了地质队员唯一的乐趣。打坑道的时候没有凿眼机，他就制作了脚蹬式打眼装置，代替抡大锤的费力办法。山上没有闹钟，他就动手做了个日晷，厨房师傅就根据日晷来确定开饭时间。这些看起来很“土”的小发明，为处于困难中的地质队员解决了不少生活难题。

一年后，他调到驻地楚雄的第十一地质队担任分队负责人，办公室是一个半封闭的石洞，分队的炸药就放在洞里，每天他就在这里办公、分发炸药。

在云南野外的3年，他和队友一起为当地找到了铁矿、煤矿、盐矿、石棉矿、白金矿、铅锌矿等，这些矿中的大多数至今仍在开采。在张宏仁的主持下，还找到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蓝石棉矿——大姚高峰寺蓝石棉矿。

1962年，地质部组建了第二地质矿产司，蓝石棉是主要矿种之一。张宏仁被调到了北京，在地质矿产司担任工程师。此时，他才和结婚两年的妻子团聚。

1968年，一位军代表找到张宏仁，通知他离开地质部，分流到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当副队长。刚刚接到消息时，张宏仁蒙了：我学的是找矿，可不是找水啊。但军代表说，反正都是搞地质，你就干吧。于是，36岁的张宏仁开始了他科学研究的第二次生命。在这个队，他一干就是十几年。

面对一个崭新领域，张宏仁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他的诀窍有两个：一是抓紧时间找水文地质方面的著作充电，二是时刻战斗在找水施工第一线。由于他的数学基础好，又喜欢钻研、善于钻研，他的水文地质理论水平很快提升。他甚至还主编了一本水文地质方面的教材，这本书摒弃以往水文地质教科书保守教条的苏联模式，科学地梳理了水文地质科学发展的历史，至今还在水文地质专业教学中使用。又由于他总在一线，书本知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巩固，因此，张宏仁很快由找水外行变成了我国知名的水文地质专家。在京郊找水源、为北京建水库、在人民大会堂打地热、在拒马河做抽水试验、在唐山大地震后参加水库抢修……在很多部门因为“文革”无法开展工作的时候，张宏任和北京水文队却干了不少实事。

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密云水库主坝受到损伤。根据北京市领导制定的治理方案要求，张宏仁带着部分地质队员在密云水库主坝一带进行地质勘查，工作一直延续到除夕仍未结束。大年初一早上，领导来工地慰问，令他高兴的是，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也来了。他看到，妻子的眼神中没有责备，而是透着一股丈夫在为首都作贡献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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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地矿部副部长到国际地科联主席，张宏仁无意中走上了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学而优则仕”道路。他的才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他离自己的学院科研梦越来越远。其间，他几次申请到大学教书，但都没有批准。组织上曾建议他考虑一下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职务，但在他看来，当院长要处理职工分房子、评职称等很多烦琐的行政事务，他的愿望，是做个普通的研究者，专心做科研。

直到2008年从国际地科联卸任后，74岁的张宏仁终于可以从心所欲，实现自己藏在心底30多年的愿望——研究“燕山运动”。

“燕山运动”是我国大陆地质发展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是中生代期间发生在中国东部的一次最重要的构造变动，它打破了华北克拉通数亿年的稳定格局，形成了一系列北东向深大断裂，并引发了剧烈的岩浆活动。

1926年，我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首次提出了“燕山运动”的理论假说，他认为，由于前白垩纪的不整合在中国东部广泛分布，若将它与海西造山期相比则年代太年轻，若与喜马拉雅期相比，则又过于古老。然而，这一运动对中国东部局部构造确实有影响，并足以给予一专门名称。“鉴于它首次在北京西山被认出，而那里的地层证据也研究得最好，所以，提议将它称为燕山运动。”当年翁文灏所说的燕山，实际上指的是北京西山。

叶良辅在编写《北京西山地质志》中认为，燕山运动发生的时间为“髫髻山岩系（指北京或华北地区距今1.6亿～1.45亿年的地层）沉积之前”。翁文灏则进一步细化为“‘燕山运动’年代应限于北京西山的九龙山系（距今1.6亿~1.45亿年的地层）与髫髻山系之间”。

不整合面指曾经沉积区遭受区域抬升后，发生沉积间断、剥蚀，后期又沉降发生沉积的作用面，这个面与上覆地层呈不整合接触。常见的不整合面识别标志为风化面、底砾、孔洞缝发育等。角度不整合是检验一个地区是否经受过强烈造山运动的标志。然而，“燕山运动”是一个世界上少见的特例，当年它所产生的变形，只有断裂没有褶皱，也就是说，地层之间没有角度上的不整合，这就给“燕山运动”的确定带来了极大困难。

由于对代表“燕山运动”的主要不整合面何在这一重要问题难以确定，所以，对燕山运动的起始时间和形成机制——这个中国地质学上的大问题进行研究，成为张宏仁的夙愿。

这个研究愿望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初。彼时，他在北京市地质局水文队，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调查北京地热资源。他们在北京市打了一系列钻孔后发现，被黄庄—高丽营断裂分割的北京西山和北京平原区虽然近在咫尺，但地层序列却有天壤之别。北京西山山区相当完整地保存了从元古代到侏罗纪的地层，而北京平原地区，从元古界雾迷山组（距今约13亿年）上部开始，直到侏罗系上窑坡组（距今约1.6亿年）乃至以上，竟然缺失了几千米的地层。通俗来讲，就是一个新地层直接覆盖到一个古老地层上，中间缺失了一段。

这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思考。他查阅了大量中英文相关资料，想找到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

1998年，张宏仁在《地质学报》发表了《燕山事件》的研究论文，认为燕山运动源于一次强烈的构造事件。但在发生时间上，沿用了翁文灏的说法。

由于当时工作忙碌，想深入研究的愿望被他压在了心底。但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他意识到，“燕山运动”是非常独特的，是有别于当下造山运动的另外一种模式，可能对传统的地质学产生很大的冲击。

2009年，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支持下，“燕山构造运动再研究”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立项，张宏仁开始了燕山运动的再研究，他想揭示燕山构造运动的本质特征，分析其成因以及全球意义。

于是，74岁的张宏仁作为项目负责人，从北京西山开始，开始了他实现愿望的第一步。这个只有90万元经费的小项目倾注了张宏仁余生的大部分精力。老夫聊发少年狂。从北京西山到南京紫金山、内蒙古鄂尔多斯盆地、甘肃兰州崆峒山、河北承德，甚至到黑龙江大庆，耄耋之年的张宏仁带着3个年轻人，把涉及燕山运动的整个野外地质构造剖面都实地踏勘了一遍。

当接到张宏仁的电话，年轻的李海龙真的不知道说什么。电话那一头，是一位耐心的老人，告诉他坐哪路公交，车到哪里换乘。电话这头，李海龙心里犯着嘀咕，这位老部长怎么对公交路线如此熟悉？来到这位退休老部长家中，紧张的心情一下子缓解了，他们两人很快就聊起了“燕山运动”。当时的李海龙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他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燕山中段南缘中生代构造变形研究》，因此有幸被指派参与“燕山运动”项目。这年他27岁，一老一少的组合似乎预示着“燕山运动”不老命题的青春活力。时间不算短的聊天，让李海龙对这位老领导肃然起敬，他佩服他广博的地质知识，佩服他对燕山运动认识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他抬头看着张宏仁的书架、看着打开的电脑，那一摞摞关于燕山运动的中英文资料，证明为了这个项目，张宏仁做了十足的准备。

渠洪杰副研究员也是参与燕山运动项目的年轻人。在这个团队中，渠洪杰负责沉积工作。张宏仁每每发现一个好露头，如果有沉积方面的问题，就必然让渠洪杰到现场去做一次研究。在渠洪杰看来，张宏仁是一个非常求真务实的人。搞地质工作的，必须去野外获得第一手资料，这是张宏仁在研究中一直坚持的。不管环境如何，他都要到现场去。

那次，为了验证叶良辅在北京西山发现的露头，得爬上一个十几米高的陡坡。他们都担心砾岩不好爬，但张宏仁举起自己的登山好帮手——一根捡来的树枝，拄着就爬上去了。下来的时候，他笑着对李海龙说：“你看着这个多结实，以后别浪费钱给我买什么登山杖了。”这之前，李海龙考虑张宏仁年纪大还出野外，太辛苦，于是就悄悄花了上千块买了一根专业登山杖送给张宏仁，结果没用几次就断了。

转眼就到了元宵节，李海龙的爱人因在国外学习未归，他一个人在家中。突然，接到了张宏仁的电话：“海龙，你过来吧，咱俩都是单身，一起过个节。”没想到，张部长还惦记着自己。李海龙高兴地去了，一进门，就闻到了炖肘子的香味——张宏仁准备了好多好吃的。那一晚，两个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的地质人，就着窗外的皎月，亦师亦友，从“燕山运动”聊到工作、家庭和人生。

队伍里最年轻的是24岁的王猛。当时，他还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研究生，师从王成善院士学习沉积学。因为在2008年的国际地球年活动中，他作为中国地质青年代表去巴黎参加开年仪式，那时张宏仁是国际地科联主席，他给予这位中国地质学界的年轻人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因此缘分，回国后，王猛也加入了研究“燕山运动”小组。

为了验证当年对燕山运动不整合面的确定，张宏仁带着年轻人每周去一趟西山踏勘剖面。每次出去前，张宏仁都会把地质图和地貌图结合起来，在地图上把要跑的点标注出来，到了出发时，再分发给年轻人。

一次，他们必须爬上九龙驾校后山寻找合适的地层露头，但上山的路要进入驾校，正与门卫商量时，回头一看，驾校对面居然有一处出露非常好的地层剖面。正是九龙山南坡。

这次无意间的发现，让张宏仁确定了，这个剖面不仅与《北京西山地质志》中所附的剖面图相当，也与王竹泉等人1933年编写的《京西门头沟煤田》一文中所附的剖面图位置大体一致。这为他们接下来的对比工作创造了条件。

经过几次勘查，他们找到了证据。九龙山南坡剖面中含煤碎屑岩之上的第一层砾岩（即龙门组底部砾岩）含有燧石砾石和硅质白云岩砾石，这些砾石显然来自本地区大量出露的元古代地层。张宏仁判断，这应是超大规模逆断层作用的结果，它使得侏罗系含煤碎屑岩层与元古界之间的古生代和早中生代地层被剥蚀殆尽。从被剥蚀掉的地层厚度可以推断，逆断层的垂直断距可达4000余米。这一发现，也与翁文灏当年提出的两个“不整合准则”相印证。

尽管找到了“燕山运动”中争议已久的不整合面，但张宏仁并未止步，他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构造运动发生的时间限制。

下伏在砾岩之下的最新地层年龄说明断裂发生时间不早于其沉积时间，砾石层则限定了断裂活动开始的最晚期限。张宏仁分析，燕山运动逆断层发生的时间应在中侏罗世煤系（上窑坡组）之后和煤系之上第一层砾岩（即龙门组砾岩）底部之前（该时间不晚于距今1.6亿年）。由于两组之间再没有地层划分，这是层序地层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分辨率。

按照他的这一推断，当年翁文灏确定的“燕山运动年代应限于北京西山的九龙山系与髫髻山系之间”就应修改为：“燕山运动开始的年代应限于北京西山的上窑坡组和龙门组之间。”

更为重要的是，龙门组砾岩作为燕山运动主不整合面标志还有着普遍意义。

经过他们的踏勘，事实表明，这一现象在整个华北地块乃至华南地块都普遍存在。与北京西山可对比的还有辽宁西部的北票一带到河北秦皇岛一带北票煤组和上覆的海房沟组砾岩。山西大同的大同组和上覆的云冈组砾岩。此外，燕山西部的尚义盆地和中西部的下花园盆地、太行山构造带内的宁武—静乐盆地也具有同样的地质特点。

两年时间，他们出野外90天，采回了400块岩石标本，钻取了204米岩心，找到了争论不休的“不整合面”，确定了构造运动的时间限制。

2011年12月，他们提交了项目成果报告。

在朋友和家人眼中，这次，张宏仁算是圆梦了，然而，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发现，今日关注地质现象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燕山运动”研究的繁荣过往，很可能一去不返。于是，他又身体力行，开始去地质院校和相关单位进行“燕山运动”的讲座，一边讲述自己的观点，一边接受别人的意见。

一次，张宏仁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做“燕山运动”的主题讲座。中途，因为身体不适，他去了卫生间。过了好久都没出来，一同前来的李海龙感觉不对劲，就赶紧跑进厕所。李海龙迅速挤进狭窄的厕所隔间，发现他抓着门把手，脸色发白，额头上已经是豆大的汗珠，整个人快要站立不起来了。李海龙赶紧抱住有些虚脱的张宏仁。由于隔间的门只能往里开，他们根本出不去。就这样缓和了10分钟左右，等张宏仁稍稍恢复体力，他们才慢慢走出了卫生间。“跟学校说一声，就结束吧。”李海龙说。但张宏仁不肯，继续回到讲台上，坚持做完讲座。

2015年7月，在写给女儿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张宏仁开心地分享了自己的好消息，“我有关中国造山运动的认识最近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论文近一年内被下载了一千多次。”

直到去世前，他还在研究“燕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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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直以来，在王枚先的心中，她为自己是地质队员张宏仁的妻子而骄傲。

和妻子王枚先相识，是在1959年的夏天。那一年，有一千多名留学生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学成归国。为了让他们跟上国内形势，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国家领导决定让他们在外国语学院集中学习一段时间。

8月的北京，特别炎热，一天晚饭后，张宏仁和同学在校园里散步，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曼陀林的琴声。在乌克兰上学时，张宏仁也很喜欢这种乐器，他经常组织中国留学生举行舞会。循着琴声，发现一群女生围坐在寝室门口乘凉，大家就聊了起来。当他跟弹琴女生聊天时，旁边一位身材纤细的女同学突然插话了。因为母亲是宁波人，张宏仁一下就听出了这位女同学的宁波口音。

“您是宁波人吧？”

“您怎么知道的？”

后来，这位毕业于莫斯科纺织学院的宁波女同学王枚先，就成了他的妻子。

那段短暂的学习时光中，他们从相遇到相识，一起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中。但两人都没有认真考虑专业方面的差距。

很快就到了分配工作的时候，张宏仁遵从自己的志愿，去了云南野外地质队，而王枚先被分到北京纺织工学院（现在的北京服装学院）。

在山沟里，张宏仁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和环境都写信告诉了王枚先。那个时候，收到一封信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久，但两人保持通信从未间断。他在信中担忧，如果将来在云南生活，她能否适应每天吃苞谷饭的生活。可是，江南女子王枚先并未把张宏仁的担心放在心中。1960年国庆前夕，他们在北京结婚了。没有婚礼仪式，两个人在一间18平方米的宿舍，组成了温馨简朴的小家庭。

和众多地质队员的妻子一样，婚后，王枚先也与丈夫长期两地分居。2年后，正当她决定到云南和丈夫团聚，“必要时可以放弃自己的专业”时，张宏仁被调回北京工作。

1963年，女儿张小蕾出生，张宏仁把母亲从老家接来北京，还请了一位保姆，五个人挤在筒子楼那间18平方米的房间里。刚从基层地质队到地质部，张宏仁工作繁忙，经常加班，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他晚上就到楼道里的公用厕所去办公，那的日光灯比较亮。妻子体谅丈夫，自己一个人撑起了家庭的大小事务。

在自己的工作中，作为经济管理系主任，王枚先为学院相关专业的建设作了开创性的工作，直到1989年，她从教育岗位退休。由于身体不好，加上从家到学校，每天上下班路上要3个多小时，她听从了丈夫的意见，没有接受返聘，而是一心为丈夫的工作创造条件。每次张宏仁出差前，她都会悉心准备生活用品，回来后为其整理报销单据。虽然没有学过地质，但是每次张宏仁写完的文章，她都会仔细阅读。

每次出差，尤其是到国外，张宏仁都不忘给妻子买一个小礼物。以前还要用外汇的时候，他会专门给负责管理外汇的同事写一张借条，回国后一定算得十分清楚。

2007年，妻子去世，张宏仁撰写了一篇怀念文章，回忆了自己与妻子48年相遇相知相伴的点点滴滴，化浓情于简言，读来令人感动。

张宏仁是一个感情内敛的人。他不善言谈，却把情感都深埋在心底。弟弟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后，母亲搬去一起住。彼时，张宏仁在莫桑比克工作。一天很晚了，有人到宿舍喊：“张宏毅，电话！”那时，整栋楼只有一台电话机，听到深夜有电话找，弟弟难免心乱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到拿起了话筒，他听到哥哥说：“我想妈了，想跟她说几句话。”

一直以来，张宏仁忙于工作，在子女童年时没有像普通父亲那样给予照顾，但是，他却用自己的言行，给他们树立了人生榜样。

女儿和儿子先后考上清华大学并出国留学，女儿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读博士，之后，又去哈佛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做博士后，还成为第一个在南极极点射电天文站工作了一整年的中国人。儿子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本科毕业后，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动态系统博士学位，后转行研究金融，现在香港一家中资资产管理公司担任CEO。

女儿毕业后在美国定居。工作多年后决定提前退休，只兼职附近一所大学的无薪附属教授，以便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基础科研题目。刚开始，张宏仁有点担心，但最终还是理解和支持了她。在往来的邮件中，他鼓励女儿：“小蕾，很高兴看到你继续坚持为研究而努力奋斗；从小我就很赞赏你的毅力，记得有一年国庆节，你妈妈和我带着你从白家庄纺织部宿舍去师范大学看你奶奶，由于公共汽车停开，我们步行了两三个小时，当时你只有5岁，一点也没叫苦。现在我仍然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并没有因为她是女孩子就降低期望，反而有着更高更严的要求。上初中时，父亲想让她跳级，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先参加工作去获得一些实际经验，再继续读书。他带回来高难度的数学和物理书让她自学。这对十几岁的初中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虽然最终女儿没有跳级，但这段经历为她以后的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打下了基础。从博士论文开始，张小蕾逐渐发展了一个涡旋星系演化理论。这项研究工作曾经被美国的《Sky&Telescope》杂志2002年9月作为封面文章报道。

2012年8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28届大会在北京召开，张小蕾作为一个专题分会的组织者，要做一个特邀报告。张宏仁特别高兴，提前一天和女儿去看了会场，并准备第二天去做女儿的听众。但因为那次大会有国家领导出席，安保级别非常严格，第二天张宏仁没能进入会场。

那次会后，国内一家出版社联系了张小蕾，约她写一本关于星系演化研究的书。回到美国后，她一直为写书而努力工作，但是在交稿后，审稿环节颇费周折。她一边耐心等待，一边继续深入研究。

在这期间，张宏仁发邮件给女儿，告诉她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遭遇：他研究“燕山运动”的阶段性成果寄出快一年了，才被告知可以发表，因为碰到了不同观点的评审意见。他劝慰女儿，耐心一点，保留一个好的心态，准备长期交涉。2016年下半年，父亲去世后不久，书稿终于被正式接受，并将由德国出版社De Gruyter Publishers出版。然而，父亲却不能亲眼看到这本书了，张小蕾感到深深的遗憾：父亲在世时，对女儿最关注的，就是她的事业，如果看到了这本书，他该有多么高兴啊！

1972年，张宏仁的儿子张浩川出生。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已经很忙碌了，父亲去莫桑比克工作那年，还把6岁的他送回了老家。小时候没什么玩具，唯一记得清楚的是父亲做了一个小船给他。那是用洋铁皮罐头焊接的船身，下面放着一个小的煤油灯，点燃之后，产生的蒸汽能够推动小船前进。这让他在小伙伴中着实骄傲了一阵子。

虽然没有太多时间在一起，但张宏仁还是会在某个空闲的周末，骑车带着儿子去香山，父子两人一边爬山一边聊天，他会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儿子学习英语和化学的方法。张浩川从高一就开始住校，一周回家一次，到以后上大学、出国、工作，几十年来，父子俩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

直到2009年5月，张浩川调回北京工作，他每周去看望父亲两三次。他从事金融工作之后，父亲对这方面也蛮有兴趣，偶尔，父子两人会坐在沙发上探讨一番。

虽然年事已高，但张宏仁仍然坚持一个人生活。他说，自己安静惯了，也不喜欢家里有别人。像他这个级别的退休干部都有保姆费，可他从来不要。后来，不小心下楼梯摔了一跤，儿子坚持给他请了保姆，负责一日三餐和打扫卫生，其余大部分时间，还是他一个人在家中。

2015年10月底，公司要调张浩川去香港，他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不太想离开北京。张宏仁觉得工作机会难得，还是让儿子去了，自己一个人住在北京。2016年3月底，一直身体健康的张宏仁突然尿血，但他谁也没告诉。7月4日，再次尿血，儿子带他去北大医院做全面检查，结果发现，膀胱上有一个小的恶性肿瘤。不是大问题，一个小手术即可。但因为张宏仁年事已高，医生不建议他做手术。住院期间，儿子从香港赶回来陪他，几天后看到父亲情况稳定，他决定16日回来再陪父亲找专家做一次详细检查，商定医治方案，才返回香港。7月15日，感觉状态恢复不错，张宏仁下午就出院回到家中，还去小区的活动中心理了发吃了饭，可是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他竟突然离开人世。

父亲去世半年后，张浩川再次回到家中。走进父母的卧室，那张1.5米宽的铁架床上，放满了父亲的各种工作资料，这些资料原本放在阳台，书柜实在放不下，但阳台密封不善，下雨天资料会被打湿，于是姐姐张小蕾把它们搬进了卧室，进行了整理，这些研究资料以及父亲的专业书，姐弟两人准备捐赠给地质系统的图书馆。卫生间马桶的水箱已经没了水，唯独父亲当年放在里面的铁皮盒子还在，早已生锈。因为从事过找水工作，深知北京水资源宝贵的张宏仁，就用这个办法来节约用水。水箱的容量是固定的，放进了铁盒，占用了一部分水箱容积，于是每次冲水都会省下一个铁盒的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在生活细节上都节约的人。

骑车的习惯张宏仁一直保持到70多岁，直到身体条件不允许了，他才改坐公交车。出门去银行办事，就带着老年证，坐公交车免费，甚至去中科院讲座，他也是提前查好路线，倒好几趟公交车。他还劝好朋友、1989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学习班的同学何界生也坐公交车：“有老年证，公交车都免费，就不要坐公家的汽车了。”何界生也是退休老干部，一开始她觉得年纪大了不愿意挤来挤去，但是两人一见面，张宏仁就“教育”她，后来，她也养成了出门坐公交车的习惯。

从国际地科联主席卸任后，张宏仁接受一家德国公司的聘请当了几年顾问，每年30万元的酬劳他一分未留，全部捐了出去，一部分给了中国科协国土资源分会，一部分资助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贫困学生。在追思会上，张浩川才知道，多年来，父亲一直在给中学、灾区、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会等捐款。

张宏仁没有为子女留下多少钱财，但是留下了一份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自1990年搬家到翠微西里小区，36年来，张宏仁一直住在那套朝西的房子。一进客厅，放在靠墙的一台大液晶电视十分醒目，和其他的老式家具极不和谐，这是儿子后来买给他的，因为他喜欢看新闻。客厅墙上挂着几幅女儿的绘画，还有一副篆书对联“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中读书”。这是周恩来总理早年撰写的一副自勉联，1989年，时任地矿部部长的孙大光以篆书题写此联赠张宏仁。在这位老部长眼中，张宏仁不仅是同事、好友，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人格高尚的“有肝胆人”，也是一位从实践中出真知的地质科学工作者。

除了电视机，客厅里其他的家具都显得过分陈旧，一个长沙发，一张茶几，自搬过来就没换过。一个副部长的家，竟如此简陋，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书房里，一张20世纪80年代的写字台靠窗放着，笔记本电脑、书、笔筒等办公用品还放在原位，一盏白色的台灯已经发黄。窗台上，依次放着三副眼镜，一个放大镜，一块石头。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几张地质图。家里最多的是书，靠墙的六开门大书柜被塞得满满的，柜门因为变形已经关不上了，各种与地质相关的中外书籍和资料从地板一直堆放到天花板。

翻开一本枣红色的硬皮野外记录本，内页上有两排工整的钢笔字，“如有人拾得此本，请送回云南省地质厅第十一地质队（楚雄），张宏仁”。

笔记本还在，而斯人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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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旋，1988年生人，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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