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为了衡量中国在矿产供应安全这个重要经济领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正确了解中国在海外的采矿规模至关重要。中国矿业公司在境外控制了多少矿山，产值占全球多少份额？对这个问题，国内公开的相关统计研究并不充分，而且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观点往往两极分化。吕勒奥理工学院孟瑞松教授（Magnus Ericsson）拥有多年非洲工作背景，持续关注该问题，也频繁与中国矿业界人士进行交流探讨，曾多次在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发表演讲。

孟瑞松等作者利用RMG Consulting全球矿业数据库，对近三十年以来中国矿业公司在非洲和全球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量化分析了中资对境外矿业的控制程度。2018年，中资控制的矿山在非洲矿山总产值中占比不到7%。1995年至2018年间，中国对非洲非燃料矿产开采的投资促进了生产增长，但也加强了中国对非洲矿产和金属生产的控制。未来中国在非洲矿产和金属领域继续扩张，但增速将低于过去十年。通过详细分析中国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完全或部分控制的每一个矿山，作者测算出中国对全球矿山生产的总控制权约为3%。

由于语言、文化差异以及时间等因素，作者对部分中国公司的表述或有谬误，数据亦非100%完整，但瑕不掩瑜，值得一读。

原文2020年7月发表于《Mineral Economics》，采用知识共享4.0国际许可，本文除对文章和图表进行翻译外，未进行修改。

Ericsson, M., Löf, O. & Löf, A. Chinese control over African and global mining—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iner Econ 33, 153–181 (2020). https://doi.org/10.1007/s13563-020-00233-4

受篇幅限制，本文将分三篇发布，本篇为下篇，上篇、中篇可点击：

中国矿企对非洲和全球矿业的控制（上）

中国矿企对非洲和全球矿业的控制（中）

 

图7列出了2018年各公司对非洲铜产量的控制情况。应该强调的是，尽管在过去10年里快速增长，但中国的控制权并没有超过非洲总产量的30%。其他跨国公司（嘉能可、巴里克和第一量子）控制的铜产量份额超过了中国。

图7 2018年对非洲铜产量的控制。资料来源：RMG Consulting

鉴于刚果（金）在世界总产量中占有很大份额，以及钴在电池技术中对于全球未来向无化石燃料的过渡所起的关键作用，中国对刚果（金）的钴生产的控制尤其令人担忧（Al Barazi 2018）。根据我们对控制权的定义，至少对矿山的部分所有权是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就刚果（金）而言，有大量的手工小规模矿工。他们的产品有时被中国商人和小公司购买，可以说，中国的实际控制权比我们计算的要大。

为了了解这些数量有多大，我们进行了以下分析。据报道，2017年，刚果（金）的钴产量为8.2万吨（Reichl and Schatz 2019）。主要的非中国公司是嘉能可和欧亚资源。嘉能可报告的产量为2.7万吨；欧亚资源的产量据说是1万吨，但根据实地研究，产量有所下降，2017年只有3000吨；我们使用了较低的保守数字（Al Barazi (2018) p. 79）。两家由印度资本控制的公司占7000吨，包括乔治·福雷斯特公司（George Forrest）在内，共1.1万吨。详见表6。

表6 中国公司在刚果（金）的钴矿控制

在中国控制的矿山中，TFM和Metorex公布了的产量，分别为1.9万吨（2018年）和5000吨（2017年）。以全国总产量为起点，小规模生产占余额约为2万吨（Al Barazi 2018; BGR 2019），其中华友钴业估计控制了约1.2万吨。如果我们假设所有剩余的小规模生产都由中国公司控制，我们就不会低估，因为已知小规模生产是由其他公司控制的。因此，中国控制的总量最高可能为4.1万吨，或刚果（金）总产量的50%。

据报道，除刚果（金）外非洲国家（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南非、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钴产量为1万吨。中国控制的赞比亚矿山可能生产一些少量的钴（3000-4000吨），而在其他非洲国家，我们不知道中国对钴生产矿山的控制权。因此，中国对非洲钴总产量的控制不会超过50%。我们认为，中国控制的赞比亚钴产量可能被低估，而刚果（金）的钴产量被高估。刚果（金）的国家总数据仍有严重低报的风险，但我们无法评估这种可能性。

中国控制的铝土矿产量的强劲增长和高绝对值表明，中国公司正在扩大其重点，并在出现新机遇时抓住新的机遇。其他金属在中国在非洲的总体情况中发挥的作用不太突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来自非洲的合金金属产量，如铬和钒，占中国对这些金属生产的全球控制总量的100%。像钴一样，钒是一种所谓的“电池金属”，在向无化石的未来转变的过程中，它可能变得至关重要。然而，由于电池技术的未来发展尚不详，对这些金属未来需求的预测尤其不确定。

如果以公司为单位计算2018年非洲受控制矿山生产的价值，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中国公司是洛阳钼业，控制了约13亿美元（占非洲生产总价值的1.5%）。排在第二位的中国有色集团，控制了约4.4亿美元（0.5%），其次是紫金和五矿，分别控制了约4亿美元，而金川控制了约2.5亿美元。

几内亚铝土矿产量的快速增长使中国宏桥成为一个新的主要参与者。由于没有确切的所有权数据和各方之间的内部协议，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否完全控制了合资企业赢联盟（SMB）；如果是的话，中国宏桥将控制大约10亿美元的产值，并跻身非洲采矿业的顶级中国公司之列。

锰的价格在过去几年中暴涨，中信在加蓬的蒙贝利（Bembélé）锰矿的产值也可能达到同样的数量级。如果锰的价格保持在这个高位，中信将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

图8概述了2018年企业对非洲矿山生产总价值的控制。以这种方式衡量，仅英美资源的控制权就达到所有中国公司控制权总和的两倍多，比2018年最大的中国公司洛阳钼业大10倍左右。这家中国公司在非洲排名第10位，控制着与和谐黄金（Harmony）、纽蒙特和金田（Gold Fields）相当的非洲矿山总产量份额。这也是在考虑到中国对小规模钴生产商的大量控制之后的情况。

图8 2018年各公司对非洲矿山总产量的控制。资料来源：RMG Consulting

中国对艾芬豪矿业（Ivanhoe Mines）的逐步投资有可能使其成为第一家由中国投资者控制的大型上市矿业公司。艾芬豪由矿业大亨罗伯特·弗里德兰（Robert Friedland）创办和经营，在刚果（金）发现了卡莫阿-卡库拉（Kamoa-Kakula）铜矿，其铜品位非常高，平均铜品位为5.5%。这是过去50年里在刚果（金）新发现的最重要的矿床。相比之下，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大型铜矿的品位徘徊在1%或以下。2015年12月，当铜价暴跌时，紫金公司以4.12亿美元购买了该项目50%的股权。这家中国公司也是艾芬豪的最大股东之一，自2015年3月起分步收购，共持有13.8%的股份。

加上拥有26.4%股权的中信集团，中资占艾芬豪公司权益的40%以上。卡莫阿-卡库拉可能在2021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铜矿之一。艾芬豪还运营基普什（Kipushi）锌矿项目、刚果（金）的另一个铜矿项目以及南非的一个铂金项目。显然，这些项目中的任何一个或所有项目的成功，都将一举提高中国对非洲矿业的控制。

我们对中国在非洲和全球矿业的投资进行分析，发现了一些趋势和特点。至少在海外扩张的最初阶段，中国公司对困难和边际资产的支付过高。中国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投资遇到了强烈的政治反对，特别是当大公司参与其中时。交易往往是与东道国的政府实体达成的。中国投资者依靠当地管理的项目似乎比中国管理的项目更成功。

然而，中国公司正逐渐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变得越来越有效率，海外知识越来越多，其中一些公司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与全球同行成功竞争。当中国控制的业务被出售时，它们往往被其他中国公司接管。中国控制的矿山生产大多以原矿或精矿的形式出口，而不是在东道国进行选矿。最近拟议的对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氧化铝生产进行的投资是否会实现并改变这种状况，尚有待观察。

未来发展

中国未来对境外矿产和金属生产的控制水平，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全球，都取决于一些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例如：中国的金属需求将如何发展？中国政府是否会继续推动改善供应安全？非洲和世界各地矿产丰富的东道国是否会对中国的投资变得更加严苛？中国公司在当地的行为也很重要：他们的海外项目会有多成功？

控制矿产生产有两种主要途径：收购现有矿山或开始勘探以寻找矿床。第一种途径是立竿见影的，而第二种选择则需要数年时间，而且往往风险很高，因为即使花费大量资金也不能保证成功。地质师和采矿工程师指出，在100-1000个勘探项目中，成功的也许只有一个矿山。对于已经确定了矿床的项目，成功率会提高，滞后时间会缩短。在采矿业发达的国家，融资、许可、工程和建设往往比没有采矿历史的国家更快。

未来5-10年，中国和全球金属需求很可能继续增长，但增速可能低于2010年代。人口和全球经济发展指向这个方向，当前迈向无化石未来的努力将进一步支持这一增长。中国在增加金属需求方面可能不会像超级周期期间那样发挥重要作用，但毫无疑问仍将是主导驱动力。

随着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政府可能希望改善供应安全——这也是长期以来的政策。这可以通过增加国内生产来实现，但这种扩张似乎遇到越来越多的障碍。在北京周边的省份，中国多达30%的氧化铝产能可能被关闭，以应对污染（Farooki 2018, p.2）。据说中国正在进行“环境范式转变（environmental paradigm shift）”，所谓的绿色矿业发展倡议只是这一转变的一部分（Dolega and Schüler 2018）。

另一个提高供应安全的方法是中国公司加强对海外采矿业务的控制。除了供应安全问题外，中国人对大型跨国矿业公司的垄断力量也一直存在强烈的担忧。可能无法讨论这种担心有多大的根据，但至少在投资一些铁矿石开采项目（包括那些已经失败的项目）时，它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中国正在引入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和能源限制，再加上不断增加的总体成本情况，这将减少许多中国国内矿山（按国际标准来说是小型矿山）的利润，使海外项目更具吸引力。从总体政治层面来看，与从世界市场进口相比——即使是长期合同——由中国公司控制的新矿山也将增加供应安全性。

为了保持对矿产生产的控制份额，中国公司必须继续投资，如果希望控制生产的份额增加，投资必须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者，并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们没有衡量近年来全球矿业投资与中国投资的关系，只能从中国投资者目前参与的全球和非洲的项目中得出结论。

在全球层面，中国最近对重大世界级项目的投资，以及对新的“绿色”金属（如锂）需求增加，表明中国公司继续愿意收购新产能。这是一条风险较小的发展道路。目前的中国政治似乎支持这一趋势，以增加供应安全性，或至少不增加对主要跨国矿业公司的依赖。最近的新闻证实了这一点。江西铜业成为加拿大第一量子公司的最大股东，该公司是赞比亚Kansanshi铜矿的主要股东（Lewis 2019）；而紫金公司接管了加拿大初级公司大陆黄金（Continental Gold），该公司在哥伦比亚经营武里蒂卡（Buritica）金矿项目，计划在2020年底开始生产（Zijin, Continental Gold 2019）。

对于非洲，我们将努力深化讨论，并将从正在进行的项目开始考察，首先是勘探项目，然后是所有类型的项目。

中国在非洲的勘探支出是一个长期指标，表明中国公司对非洲矿产生产的控制力可能会增强。如果许多勘探项目正在运行，那么发现新矿床的概率就会更高。

在一项关于全球勘探活动的年度调查中（Metals Economics Group 2012），2010年首次提到了两家活跃在非洲的中国公司：中辉矿业和中国有色，他们共花费1800万美元在赞比亚寻找主要的铜。这相当于当年在赞比亚勘探投资总额的17%。2014年，中国公司赞比亚加大了勘探力度，三家公司——金川、中国有色和五矿资源，共花费了2500万美元，约占赞比亚总投资的21%。在刚果（金），金川和五矿资源投资了3100万美元。总的来说，包括未被调查的公司的未报告金额，我们估计2014年中国公司在非洲的勘探投资超过6000万美元。

然而，在2014年整个非洲的勘探投资总额（17亿美元）中，中国公司的贡献不到3%。这一数额表明中国的勘探工作在历史上和今天的规模都很有限。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勘探工作在过去几年里急剧增加。可能是由于中国公司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所以效率有所提高。几内亚铝土矿产量的快速增长可能表明，中国公司或许有能力独立完成绿地勘探项目。但即使如此，也很可能不足以将有限的勘探支出转化为一系列可能增加中国控制权的新项目。

过去25年中，任何一年中国在非洲进行的项目数量是衡量中国未来潜在产量的又一指标。从表1可以计算出这个指标的一个版本。然而这其中发生了低估，因为该表只包括在研究期间已经变成矿山的项目。这一缺陷通过纳入表2中的项目得到了部分弥补（见表7）。

表7 1995-2018年中国控制项目和在产矿山数量

1995年，中国在非洲没有项目或在产矿山；2013年，在产矿山数量为15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增加到16个。2018年，正在进行的项目有所减少，但矿山的数量继续增加，这部分是由于一些项目已经变成了矿山。然而，也有一种风险，即我们可能已经错过了一些项目，从这种减少中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还为时过早。鉴于一个勘探项目开发成矿的时间滞后往往长达15年，因此，中国今后对非洲矿业的控制似乎有增加的潜力。

然而，正如Raw Materials Data所报告的那样，未来潜在增长的另一个指标是在全球和非洲的勘探和其他早期项目数量。2013年，中国控制的此类项目有175个，其中大约一半在澳大利亚，其次是非洲，约有30个项目，这说明未来矿山数量可能会增加。2017年对项目进行了类似的统计，得出的数字是约240个项目（Farooki 2018, p 9）。

仅仅这些项目的数量可能不足以支撑中国在未来5-10年内持续增长的矿山生产和对非洲的控制。由于正在进行的勘探项目数量有限，在未来5-10年内，中国新增的矿山产量，以及对非洲矿业的控制权的增加，似乎必须来自于已经进行的或即将进行的收购扩张。正在进行的几内亚铝土矿和刚果铜钴矿的开发可能是最明显的例子。此外，以厄立特里亚为基地，逐步进入东非将是可能的。

有一些因素支持中国对非洲矿山生产的控制继续增长，而其他因素则相反。这些因素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起了作用，我们从促进中国公司扩张的因素开始。

这些公司已经积累了经验，克服了早期遇到的一些问题。这意味着，在同样的资金投入下，中国公司可以更有效地提高产量，从而提高控制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数量有限的中国公司在非洲开展业务；大部分是参与以前发展援助项目的公司，如坦赞铁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中国公司普遍缺乏合适的技术能力来经营大规模、高产量的矿山，更不用说在政治、文化和天气条件不同的外国，而且是在一个陌生的商业环境中。中国的建筑公司也是如此，它们通常承包了中国控制的项目中的矿山、选矿厂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非洲，最初大体上毫无根据的乐观情绪已经被对任何采矿项目所涉及的所有类型风险的更现实的期望和判断所取代。

中国投资资本在未来很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自由流动，这可能会阻碍中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失败或推迟的项目，如邦州（Bong）、西芒杜（Simandou）和唐克里里（Tonkolili）等铁矿，进一步使矿业公司，特别是支持中国向非洲扩张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更加谨慎，不愿意承担风险。也有迹象表明，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总体上更加克制（Anonymous 2019）。最近，来自拉丁美洲的矿物和金属流量不断增加，成为非洲的一个选择。这些进口通常来自政治风险较小的国家，至少与一些非洲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采矿成熟度和政治稳定性更高。

在未来十年里，对非洲项目的竞争可能会比过去更加激烈。在过去20年里，中国在非洲的增长背后的一个原因是，根植于欧洲、北美和南非、在传统上主导着非洲采矿业的跨国公司部分撤出了非洲，他们希望在地理上分散风险。到2020年，这一进程已经结束，就地理风险而言，他们的投资组合已经很平衡了。跨国公司可能从现在开始再次对投资非洲感兴趣，原因与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相同。迄今为止，中国的成功肯定会进一步提高主要跨国公司在非洲投资的兴趣。此外，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公司也很活跃，正在争夺非洲的资源（Melber 2010）。

在一些国家，例如赞比亚，中国存在和中国公司的一些做法有时会遭到政治上的强烈反对（Hairong and Sautman 2013），这可能会影响中国公司在赞比亚和其他国家继续投资采矿业的意愿。

综上所述，海外项目数量不断增加，中国企业将这些项目转化为经营性矿山的能力不断提高，表明中国企业在全球和非洲的扩张。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信号也各有不同，一方面是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和对供应安全的呼吁，另一方面是更谨慎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非洲巨大的未开发矿产潜力仍将是中国公司继续开展活动的主要动力。中国海外矿业投资以及中国对全球矿业生产的控制在未来也可能继续增加，尽管很可能比过去五年的速度要慢一些。

讨论

矿山所有权被用作衡量中国对全球和非洲矿业的控制。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简化，因为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行使控制权。如果能将这些额外的控制机制包括在内，中国的控制权会是什么呢？

—管理

前文提到，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和经验有限，但他们走上了一条学习曲线（learningcurve），尽管很陡峭。

—连锁董事

一些公司，如加拿大基本金属生产商泰克（Teck）和一些大型澳大利亚铁矿石合资公司以及FMG（Fortescue），都存在连锁董事制度（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但在其他拥有中国少数股东的公司，如南非黄金和铂金生产商斯班一（Sibanye），则没有这种制度。

—科技

总体来说，中国的技术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它们本可以用来加强中国对矿山生产的控制。

—长期合同

一些澳大利亚铁矿和合资企业与中国股东及客户有长期合同，例如湖南华菱钢铁在FMG的14%股份通过长期合同得到加强。

—基础设施

对于大宗矿产品，特别是铁矿石和铝土矿以及铜矿，对运输路线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铁路和港口，就没有出口和项目。这种情况使得资源换基础设施（R4I）成为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关键因素。在刚果（金）和安哥拉采用了资源换基础设施模式，用于将铜运出中部非洲，用来确保中国获得矿产资源（Alves 2013; Konijn 2014）。一个更早的例子是赞比亚到印度洋的坦赞铁路。为了让加蓬、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铁矿项目顺利进行，基础设施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而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最初的采矿受到限制。中国在交通领域的投资如何影响其对非洲或全球矿产生产的控制并不明显，也很难进行评估和量化。通常情况下，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将中国拥有的项目与出口市场连接起来，因此在已经通过所有权行使的基础上并没有增加多少控制权。

中国通过对刚果（金）钴生产的所有权进行控制，并通过在中国对钴矿和精矿进行垂直整合和进一步的下游加工来加强控制。很难将这种额外的控制与密切相关的市场知识所产生的控制权相区分。这两个因素共同加强了中国公司对钴产业的所有权控制。在锂矿方面，未来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两个因素——垂直整合和市场知识——部分源于中国贸易公司的日益壮大（Löf and Ericsson 2019）。

中国公司和政府用来控制矿山生产的最重要的额外方式是对各国特别是非洲国家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在2000年至2018年间，中国对非洲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贷款达到1520亿美元。安哥拉获得了这些贷款的很大部分，几乎占30%。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苏丹在2017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总共占了另外20%的贷款总额。两个矿产丰富的国家赞比亚和刚果（金）获得了近140亿（9%）的贷款。截至2017年，资源开采贷款为194亿，其中91%给了安哥拉国有石油公司（Sonangol），其余的给了刚果（金）的华刚（Sicomines）合资公司、厄立特里亚的一个金矿以及可能是纳米比亚和尼日尔的两个铀矿项目，金额都比较小。原本给刚果（金）的90亿贷款经过重新谈判后减少到60亿，而实际只支付了13亿。贷款金额在2013年之前一直在增加，此后除了2016年的一个高峰之外，逐渐下降（(Hwang et al. 2016; Brautigam 2020, CARIdata 2020）。

这两种控制机制很难衡量和量化。如果没有对中国公司的财政支持，它们的扩张速度很可能会比现在慢。中国援助的政策背景和影响以及地缘政治野心一直是一系列研究的重点（see Konijn 2014）。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捐助方的做法不同，中国的援助和贷款政策与东道国政策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对安哥拉、刚果（金）、加蓬、加纳和尼日利亚的资源换基础设施交易的影响的案例研究表明，这种交换“本质上并没有加剧资源诅咒，也不是解决其弊病的万能药”（Konijn 2014 p.3）。“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新计划，可以加强其对矿山生产的控制，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的迹象有限（Farooki 2018）。

一些间接的矿山生产控制方式被中国公司和政府采用，而另一些则不采用。但特别是，给予中国企业的财政支持，以及建设运输金属和矿产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加强中国控制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国对全球和非洲矿山生产的控制可能比所有权份额所显示的要高，但无法量化其重要性。我们尚未找到明确的证据支持这样的假设，即与持股相比，这些额外的控制方法将大大增加中国的控制权。

中国对非洲矿业的投资促进了非洲矿山生产的增长。对于非洲的东道国政府和全世界的金属消费者来说，一个重要的假设问题是：如果中国人变得没有以前那样活跃，其他投资者是否会介入？尽管如此，我们只能注意到，由于中国的投资，非洲已经成为世界上矿山生产增长和采矿业对国民经济贡献最大的地区之一。

中国投资者对非洲东道国的吸引力部分原因很简单，他们准备投资，而且还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同时，很明显，中国公司的投资基础与传统的大型矿业公司相同：以尽可能的速度开采和出口矿物，并实现盈利。

中国公司的海外采矿活动已经影响到全球金属市场、东道国和采矿公司竞争对手。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公司面对来自市场的压力做出反应，也在逐渐改变其行为。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外国国有企业或国有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是否存在特殊问题？”答案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参与也没有带来任何特别的问题，那些无法在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的政策框架内得到适当处理的问题”（Drysdale and Findlay 2009）。

另一个重要的后续问题是：中国进入全球矿产和金属市场产生了什么影响？正如一位长期研究全球采矿业的人士所说：“中国的股权收购、贷款和长期采购合同是通过确保中国买家的优惠准入，来帮助巩固一个紧密集中的供应基地，还是帮助增加供应来源和使供应基地多样化，使提供的产出对所有买家都更具竞争力？”基于2010年石油和矿业的21个案例，该研究得出结论：“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主要的推动力......是产出的多样化和加强生产商之间的竞争”（Moran 2010）。看到后续研究肯定会很有趣。

在国外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遵守规则，才能获得国际金融市场的准入。如果中资银行的限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将转向海外金融市场。这些贷款人将对中国公司经营海外业务的方式提出额外要求。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了中国目前的做法与新兴的国际规范和标准之间的差距（Li 2007）。鉴于最近的研究结果，自那时以来这一差距似乎至少没有扩大（Ali等人，2018）。

另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境外经营，在多大程度上能促使中国公司在境内矿山中发展和改变其经营实践和常规惯例？健康和安全、环境保护和透明度是这些影响有可能推动中国公司在中国的运营发生重要变化的领域（(Farooki and Kaplinsky 2012; ILO 2012; Tanget al. 2020）。

结论

中国公司远未控制非洲采矿业，更没有控制全球的矿山生产。中国公司总控制权还不到非洲矿山生产总值的7%。洛阳钼业、紫金、五矿和其他几家中国公司控制了非洲铜产量的30%左右。通过在刚果（金）和赞比亚的强势地位，中国公司控制了非洲钴产量的50%。他们的影响力可能会继续增加，尽管可能达不到过去十年末那样的增速。

由于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公司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政治不利因素，特别是在东南亚。随着中国公司的成功，对中部非洲世界级矿床的竞争可能会加剧。在未来几年，随着金属需求缓慢但持续的增长，世界各地的矿业国家和公司仍有选择和可能从中国的海外矿业投资中获益（Besada and O’Bright 2017; Ebner 2015）。

中国公司仍然需要从中国以外的制造商那里获得最先进的设备和最佳可用的实践和技术。中国公司需要对其向非洲国家政府提供的服务进行微调，以避免一些东道国对其提出的批评。因此，非洲国家仍有时间为开采其矿产资源谈判更好的交易。对于非洲国家政府来说，在中国公司和来自欧洲、北美或澳大利亚的传统跨国矿业公司之间创造一个竞争局面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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