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土资源经济》刊评：避免矿产地指标对商业性地质找矿绩效评价的误导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刊评：避免矿产地指标对商业性地质找矿绩效评价的误导——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有感

据全国地质勘查基金座谈会的报道：2018年全国省级地质勘查基金投入矿产勘查16.51亿元，比2017年减少9.31亿元。这已经是连续第5年的下滑，最高的2013年，投入达到78.84亿元。2018年基金处置项目6宗，收回价款1.44亿元。而同期，基金项目形成的已经提交的矿产地111处，其中大型47处，中型33处，处置基金项目的仅占5%。会议认为，找矿成果令人欣慰和振奋，但处置的项目数量却继续下降，令出资者信心不足，且入不敷出。会议的结论是：基金作用明显，期待改革支持。

单就结论来说无可非议，因为如果以矿产地作为绩效考核评价指标，其结论是有根据的。问题在于，矿产地指标只是一个数量指标，无法真正反映找矿成果的质量和效益。矿产地是指“经过地质普查工作后，对矿床类型及其地质构造、岩浆岩、矿产及与成矿密切相关的沉积作用、变质作用、次生作用等有一定了解，并已通过工程对矿体分布和埋藏进行了初步控制，矿石品位、品级、煤质牌号、有害组分含量以及可采厚度等，基本符合工业开采利用要求，具有一定规模，并已作出初步评价的区域或矿段。”这个定义显然是从供给侧对地质工作程度的要求出发，适用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评价由国家出资完成的矿产地质工作任务。当前使用矿产地作为评价指标的，也只有政府出资的地质找矿工作。这里的问题显然是它没有把地质找矿当成服务开矿的宗旨，也就是地质找矿工作还没有实现转型。所谓转型就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地质找矿，只为开矿服务，而其服务对象是企业，不是国家、也不是政府。是为客户服务，客户是上帝。上帝在哪？在市场。

这个观点，就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实现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这里所说的生产要素，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提供生产性服务的各种资源的总和。”西方经济学把生产要素大致分成四种：土地、劳动、资本与企业家才能。其中土地是广义的，包括各种自然资源资产。由此也就完全清楚了，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成果，必须接受市场评价和检验。上述基金中那6宗项目，就是被市场评价通过了；而那111处矿产地，显然还没有被市场所接受。而为产出这些矿产地所投入的资金仍然沉淀积压在项目里，每沉淀积压1亿元的资金，每年就要付出560万元利息，也就是构成项目的资金成本。然而这样的事情不仅已经发生了，而且还在发生。原因是产生这样供给的体制和机制还在，这就是公益性地勘经费中的所谓战略性矿产勘查专项，和地方政府为出让探矿权而进行的地质找矿工作。这种事业机制找矿，与商业性矿产勘查，已构成了我国地质找矿的双轨制。

如果认真贯彻四中全会提出的“市场评价贡献”原则，这样的双轨制必须结束。首先，对现在所有政府掌握的已经形成的矿产地和探矿权，必须进行一次“出清”，通过竞争等方式公开出让，让企业进入。其次，今后公益性地质调查经费主要用于加强基础调查评价工作，原则上不再进入商业性勘查领域，原来所谓战略性矿产勘查不宜再继续。如果确有必要，也应该由国有企业以合格的市场主体身份介入矿产勘查，不宜再以财政出资机制找矿；地方财政出资找矿，如果有利可图，也应通过企业主体和市场运作，以实现公平的市场竞争；而企业找矿从来就是以“市场认可”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这样，矿产地指标自然也就失去了实际价值，对政府决策和市场的误导也就解除了。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推进地质找矿供给侧改革提供动力，并为矿业权运作创造更加良好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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