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引用信息

张德霖等.自然资源经济学科建设专家学者观点综述[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0，33（2）:4-13.

---

 

2020年1月7日，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在北京举办了自然资源经济学科建设座谈会，张德霖理事长出席并主持座谈会。参会人员包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河北地质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自然资源部法规司、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地质勘查管理司和矿业权管理司相关领导，以及学会五个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会上各位专家畅言学科建设，积极为学会工作建言献策。座谈会精彩发言摘录如下。

张德霖

（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理事长）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发言，今天会议的效果很好，在此我代表学会再一次向与会的各位专家表示感谢。

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有自己的宗旨和定位。前几届学会理事会领导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如第一届学会副秘书长贾芝锡同志写了一本专著《矿产资源经济学》。前几任的理论成果和政策研究成果我都仔细看了，看完以后的主要体会是：现在学会的发展有两个不太适应。第一个不适应是现有的理论武装不足。比如刚才大家谈到现在的矿产资源管理当中存在的储量问题、探矿权问题、采矿权问题、竞价问题等，实际上这些工作自然资源部一直在很努力地管，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论武装不够。我有在其他部门工作的经历，那时谈到国家的经济形势，大家总是要谈到当前的经济理论发展的最新动态是什么样的，是供给管理理论还是需求管理理论，怎么管比较好，应该出台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中性的好还是积极的好，等等。讨论这些是需要懂经济学理论的。同样，大家在讨论矿的时候也需要找一本资源经济学看看，有了理论武装才能搞清楚哪里有漏洞和缺陷。基础理论不够，导致我们的认识有偏差，制定的政策往往把管理程序搞得非常复杂。我来自然资源部工作近九年了，这一点是很有体会的。没有形成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氛围，即便大家很努力，实际效果还是不行的。第二个不适应是对专业领域的研究和探索不足。今天一些教授讲的很多理论是零碎的、碎片化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探矿、采矿、选矿、冶炼、进出口，都分属于国务院不同的部门管理，涉及到原国土资源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工信部、发改委、海关总署等一系列的部门。在部里管探矿、管采矿、管储量、管法规的也是各管一套。各个部委不能整合成一个系统，部内各部门要整合成一个系统也比较难。我非常赞成自然资源管理首先要树立全球的系统观，从全球的系统观到自然资源的系统观，从自然资源的系统观再到后面一系列的亚系统，用系统论来解释和解决我们的问题。地科院就在用系统理论研究地球。在2019年开展主题教育过程中，我们去了李四光纪念馆学习李四光的事迹，缅怀他的丰功伟绩。事迹中讲到毛主席有一次找到李四光同志，说：你最近在搞什么样的学术研究？你能不能推荐几本权威一点的、水平高一点的、系统一点的书给我？李四光回去以后想了半天，还真没有一本书能够概括，或者几本书能概括的，最后他用80多天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本集地质、天文和古生物的专著。实际上这就是地球的系统科学。这本书我专门要来也在学习。可见，我们在这个领域理论探索当中缺少系统观。

自然资源部成立一年多了，整合山水林田湖草海这些资源需要花点时间，因为学会这两个不足或两个不相适应，促使我要有点思考。作为学会理事长能做到的事情，除了考虑学会的发展，还希望能够对学科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我所讲的这个学科是一个泛指的学科，不是教育部、大专院校做教科书的学科。首先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就是矿，就是自然资源里面的矿，而不是扩大到整个自然资源。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研究的是由矿而引申出的经济问题，所以我们研究范围和对象就建立和界定在矿上。最终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地质矿产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应该是一个概论，而不是作为教科书。它是为在这个领域里面从事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对策研究的工作者提供一个具有参考性的成果。所以，这个成果应该既有理论创新又有实践探索，更多的还是要实践：我们应该把从地质矿产部到国土资源部再到自然资源部等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矿产资源实践探索加以理论分析。

关于研究的方法或者逻辑，我在厦门的学术年会上提了一些想法，今天再构思完善一下。这里所谈的研究方法灵感来源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思路，他从商品的二重性到劳动的二重性，最后叙述的时候又是从商品开始的。诚然，原地质矿产部、原国土资源部、自然资源部，按照国务院的授权就是管矿的。但矿一定会落实到企业，企业一定要面向市场，市场一定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调控，所以主线应该是企业—市场—政府。在这条主线下，企业生产的是产品，这个产品就是矿。对于矿首先应该从探矿开始分析，探矿的原理和技术应该阐述清楚。从探矿到采矿、到选矿、到冶炼，这些都是在企业里完成的，当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具备这一系列的生产流程的。前不久我到紫金矿业调研，发现该企业探、采、选、冶全产业链都有，给我很大的启发。这样必然涉及到一系列矿的问题，包括储量的问题。企业把矿产品生产出来，要变成商品，面向市场，要去交易，交易过程要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这里面涉及到资源、资产、资本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显现出来。当企业形成产业链之后，若干个企业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就形成了一个一个产业，这就是安海忠教授讲的全产业链。对于矿产资源怎么配置，哪些是一般性矿产，哪些是战略性矿产，国家应该出台政策，因为这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既要考虑资源本身的问题，还要考虑人文环境、自然环境问题。所有东西加在一起，从企业到市场、到政府，最后要架构在法律制度上，架构在宪法和专门法上。这就是我考虑的“中国矿产资源经济理论与实践探索概论”的脉络。我想这并不是一个部门的事，而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需要系统性思维。

今天各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讲了很多精彩的观点，我们会把你们讲的内容再消化、再提炼，形成一个综述性的成果。另外大家对学会工作也提了很好的建议，会后我们会认真研究吸收。根据大家的建议，学会的会员队伍结构要做调整。还有一点就是想通过今天这个会议对学会2020年的工作做一个思考和安排。学会今年将开展金星奖和银星奖的评选，评选结果要对人才的使用、人才的选拔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学会的学术年会是两年召开一次，我们想每半年应该有一次像这次座谈会一样的学术性会议。学会计划加强国际性的学术交流，请一些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与国内的知名专家同台交流，这样有助我们学术的研讨和进步。但是我们苦于不知道哪个大学里面的教授比较知名，不知道请谁比较合适，在座的各位专家如有海外专家资源，希望能够贡献出来，学会可以搭平台，以学会的名义邀请他们来。大家一定要集思广益，把这个平台搭好，进而可使我们的学会能够更好地发展。今年学会至少还要再开一次学术性会议，到时候各位教授可以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跟我们一起分享，另外我们也把学会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你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的知识产权，通过学会会刊《中国国土资源经济》，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出来。

今天的学术会议应该说很成功，收获很大。再一次感谢大家！

崔彬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

学会一定要搞学术，德霖理事长做这件事我觉得特别好。学会要做学术研究，给部里提供决策参考。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是一个成立多年的学会，有丰富的成果，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没有真正将各方力量凝聚起来。如果我们凝聚了院校、地勘部门、科研单位的研究力量，就能够把矿产经济的学科建设搞好，把学会工作做好。

我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矿产勘查开发技术经济研究。对一个矿进行技术经济评价，是从勘查经济开始的，这项工作主要是配合当时国家的需要。2017年我们编写出版的《现代矿产资源经济学》的硕士教材，就是针对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运用经济学原理和技术经济方法，开展资源分析与市场分析，研究市场供需平衡，以及如何开展风险勘查等。之后我牵头新设立了一个学科——资源产业经济学，目的是使受众会找矿也要懂市场，还要服务于地勘产业。我们思考的是如何能把资源变成资产，不仅是矿产资源，而是大资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研究“资源产业”，也符合现在自然资源部的职能。现在的资源产业经济专业博士点，已经招了十几年学生，培养了几千人。面向博士研究生出版的《资源产业经济学》，开始提到地球系统。在自然科学里面的系统科学，尤其是地球系统科学应用已经是十分广泛。我们的劳动对象就在地球，地球系统就是如美国提出的大气圈、水圈、生物圈的地球系统。这个系统上还有一个系统，地球上有人、有生物，应该有一个自然环境系统要维系生物圈的平衡，这就是自然环境系统。还有一个系统依附在地球系统上，就是人类的社会系统。我把这三个系统作为亚系统，这些亚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系统整体。说到划红线的问题，红线划完以后是要有标准、有要求来界定这个圈能不能进去。地勘部门应该可以通过努力，提出绿色矿山标准。现在一说到勘查开发就觉得破坏环境，我们要看到地质勘查活动不光是破坏环境的，不要把环境和资源相对立，二者应该是相互协调的。综合去思考问题，有共同的目标，就不会出现划红线的问题，因此我提出了三个亚系统。我希望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能够专门研究在地球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资源系统。自然资源部统筹管理山水林田湖草海等资源，资源之间还有很多的系统性、整体性、互补性、替代性。学会应该在理论上深入研究，能够在地球系统科学下对自然资源提出一个新的方案。这对学科建设、资源管理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下怎么利用资源，发达国家走的路我们现在也必须走。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风险很大，我们要降低风险，就要把资源进行资产化、资本化。这就对应了两个市场：资产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两个市场建立起来，产业链就打通了。把高风险的东西依托于市场来解决，目的就达到了。这是高速发展的关键。我们的初级勘查公司很少、很单一，这个结构很不合理。初级勘查公司风险最大，特别需要资本市场。将来如果初级勘查公司能够上市，地勘单位能够找到矿，找到矿能够转让给矿业公司，通过合作、融资，地勘单位就很容易发展起来。习总书记提出的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我们还需要实践。现在自然资源资产资本的实践是缺乏的。我们过去主要是搞技术经济评价，而后是资源评价、环境评价和社会评价。资源评价主要是预测、勘查评价，再加上经济评价。现在是否应该加上环境评价。比如说矿业权的问题，实际上矿业权的外部成本应该把环境成本纳进去。矿业权流转后，谁受益就要对环境负责，不能开完矿剩下被破坏的环境给国家。像这一类问题我们要建立起一个评价机制，叫地质资源综合评价，纳入在地球系统中。

 

王礼茂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德霖理事长说学会要把学科建设作为一个重要方向，我觉得非常对，学会有责任促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除了学科建设以外，我认为学会还要对国家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部署提出相对独立客观的评价意见。刚才提到的保护区和生态红线的划定有很多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企业都有很多话要说，但是他们可能不太好说，地方政府可能没人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在推进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如关于生态安全、生态文明和资源安全等问题，从学会的角度反映相对比较客观。因为有些地方政府有不同看法、有不同意见，也不能充分表达，也很难得到重视；如果学会作为独立客观的第三方，把重要的问题提出来的话，作用和效果就会不一样。

关于保护区和生态红线划定中几个重要的关系，我梳理了一下，还没有成系统，供大家讨论：一是“新规”和“旧矩”的关系。国家出台一个新的政策后，就把以前合法的矿业权取消了，可能一些国内的中资企业有各种难言之隐，不好发作。而遇到了外资企业情况就复杂了，四川有外资企业告了当地政府，把人家投资了很多的矿山关掉了，又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补偿资金还不能及时到位，这就会产生很多后续问题。二是法律法规和条例、通知之间的关系。矿业权是经过行政许可的，还受到《物权法》保护，一个通知下来责令企业停工停产，政策、条例等的效力高于法规吗？事实上这涉及到法律法规的上位法、下位法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企业跟政府之间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很多地方政府搞一刀切关停，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这里面的问题都是需要考虑的。还有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怎么权衡的问题，国外也不是一说到保护区、生态红线就全部都退出来。生态红线划定的比例问题也需要认真研究，不是说范围划得越大越好，比如巴西划的保护区面积挺大，最后根本起不到保护的作用，还不如不划。所以按怎样的比例划一个合适的红线，使得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相对均衡，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关于学科建设。首先是资源经济学的学科发展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资源经济学的经济学味道不太浓，这可能跟它的学科发展和演变过程有关系。资源经济学最早是源于农业方面研究，农业类高校开设资源经济学课程较早，北京农大、南京农大都有课程和相关教材。所以资源经济学是从农业、林业、地理、矿业、环境等相关专业发展而来，这对学科的发展也有影响。从学科发展来说，其经济学基础，包括理论模型和方法，是相对有所欠缺的。所以学会要把相关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拥有经济学基础和理论的人员纳入进来，使他们更好地与做现实工作的人结合起来，这样对学科的发展更有利。把不同单位、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组合到一起，更利于学科的发展。还有一个问题，资源经济学到底是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1997年国务院关于学科定位在理论经济学下面的二级学科——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有很多人把它作为应用经济。从目前来看，资源经济学主要还是针对现实性的问题，应该偏重于应用性质似乎更合理一些。

关于资源价值的问题。我们在讲资源价值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还不能不提，但是用劳动价值论又很难完全解释清楚现实中资源价值的构成问题，对于没有人类劳动的是否具有价值很难解释。在价值的构成里，不一定是有人类劳动才有价值的。

关于资源的价值评估。评估的理论、方法可能差异不多，但是资源价值的评估结果差距很大，不同的评估价值之间很难对比，它的科学性、可操作性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实务工作中和学科发展中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研究方向。在未来资源经济学研究中，应该注意一些研究方向，如与国家战略的结合，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一带一路”的结合。大的地缘政治环境，对矿业、对资源安全的影响都很大。如针对能源，伊朗跟美国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可能对世界油价和能源产品价格的影响都很大。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新一轮的生态文明建设对矿业带来什么影响，应该加强研究。在调研的时候，感觉到对一些矿业大省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同时对全国的矿业经济、资源经济、资源安全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长江生态保护、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资源经济和矿业经济都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当然对学科建设也有挑战。因为资源经济不仅要面对学科建设的问题，还要面对国家建设实际的需求，这也是自然经济学相对比较靠近实际的地方。

关于自然资源产权。包括资源、资产、资本，产权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现在保护区矿业权清退中的问题，就是因为产权保护不足或者保护不够，如果把相关的矿业权、产权保护得更充分一点，可能好多问题就没有那么大的矛盾了。此外，还有新技术、新工艺、新能源所带来的影响，对不同新矿种的需求所带来的变化，对整个资源经济学、对矿业等其他方面的影响，都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的方面。

 

汪文生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

 

我是学会青年分会的会员，感受到学会的影响力很大。我现在做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主要是数据平台的建设。我们这个工作也得到了政府机构的支持，包括国家能源局的煤炭司，2018年的项目是“数字煤炭平台的建设研究”。这个平台目前一手的数据资源少，主要是通过和煤炭协会等机构对接，自然资源部的资源评价中心有一些行业的矿产矿业权的数据，我们正在搭建这个交流平台。我们想真正构建一个数据驱动的政策研究体系。我们研究团队主要是收集分析数据，然后基于数据基础，做一些政策研究，包括政策的评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公共政策研究院，有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在做一手数据分析，他们研究社会问题，如什么样的政策能减少犯罪率，做得结果很好。这对我们的启发很大，这是经济科学或者是政策领域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在矿山领域，我们现在关注的是矿山生态修复的全生命周期的监测，因为矿山生态修复是个很长时间的过程，不是短期的。这个长时间既包括生态的一些指标的变化，也包括修复之后的经济性，因为绿水青山必须要变成金山银行才行，所以要有“两山理论”的实践，我们要让它可视化。我们这个行业产能一直在波动，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现在的波动是否为正常现象，一些不正常是否违反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我们在“过剩研究”时发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没有研究“过剩”的，这就是中国现象。我们叫研究过剩问题，我们用西方市场经济度量的指标来度量我们的经济过程，结果就完全不对。比如用产能利用率来度量一个行业的供需失衡状况，在我们的很多领域用这个指标度量不出来，是不是应该重新构建。经济理论上有学者提出这应该就是中国经济理论，西方经济理论度量不出来。我们发现这种现象，背后就有经济理论需要我们去揭示，这是我们在做的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

关于学科建设。我们矿业大学的学科是矿业和采矿安全为主。我们学院的经济学学科不是很强，注重应用经济研究，应用经济对于当前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更直接。我觉得学会应该关注学科建设。评价学科建设的成效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人才。学科里有没有培养出一些大师和著名的学者，或者在学会的活动中是否能够经常看到大师的身影，因为大师的学术思想、学术资源在学术圈有较大的影响力。二是成果。学科建设好不好要看有没有成果，学会有评奖，还可以推荐国家奖，这要靠好的成果。我认为学会应该做一些公益性活动，在行业里、在社会里都要有曝光度。现在最繁荣的就是各类学会的学术大会，我觉得这是经济学科繁荣的现象。这种繁荣肯定也会催生我们一些好的成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是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要繁荣，社会科学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学会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金建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很赞同学会要加强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思路很对、很有必要。我谈几点想法。

关于资源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资源经济学是研究资源经济运用规律的科学，它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资源的勘测、开发、利用、配置和保护，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也认为资源经济学是边缘经济学的一种，属于应用经济学。资源经济学是资源科学与经济科学交叉的结果，这是从它的学科性质来说的。

关于资源的价值。资源价值与资源价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源价值有很多的理论基础，如效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稀缺价值论等。我想补充的是资源价值的构成，传统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是体现在市场上、看得见的价值。但是实际上资源还有一些没有体现在市场上的价值，包括存在价值和遗赠价值。由于这部分价值没有直接体现在市场上，所以我们很多决策都忽略掉了对这部分非使用价值的重视和保护。举个例子：对大熊猫的保护是针对其存在价值的，我们保护它是希望这个物种能够永续地在地球上存在。还有一种遗赠价值，我们把物种保护下来，这样子孙后代以后也能看到。难点在于我们怎么用一些合适的方法把这部分非使用价值评估出来，需要有一种合适的评估方法。价值评估是资源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也是资源环境经济学创立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可以为制定合理的资源环境政策、实施正确的资源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关于资源的产权。包括自然资源产权的管理、产权市场的建立、产权的流转等（像土地流转问题）。关于产权方面我想补充的是公共物品的管理问题。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由于产权不明确，如何实现这部分资源的有效管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资源安全和灾害风险。资源利用好了就是资源，但是如果没有利用好就有可能变成灾害（如地质灾害等）。所以，需要辨析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灾害风险，同时也要研究如何防控以减少这些灾害的发生。

关于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是现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念。因此，在资源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要考虑环境的保护问题，刚才提到了要考虑资源开发评估的环境成本。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要重视发展的质量，要考虑环境的保护问题。

关于自然资源的系统性要充分考虑自然资源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整体，开发利用资源时要强调资源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某一个环节如果没有管理好的话，可能会引起来一系列连锁反应。自然资源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要求对自然资源进行综合评价、综合研究和综合开发。

 

吴文盛

（河北地质大学教授）

 

首先谈谈学科建设。关于资源经济学理论。原来各院校里讲的《资源经济学》偏向于应用、偏向于工科，是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觉得不够，所以我讲课中加了一些理论：资源产权理论、资源稀缺理论、资源配置理论、资源定价理论、科学发展观理论、资源宏观调控理论、资源产业理论、资源规制理论、资源产品贸易理论等。谈到资源价值和价格。其中，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还是很管用的，地租理论在土地定价和矿山定价当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自然资源要开发利用，其价值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靠人类劳动的付出，因而劳动创造价值；另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但对人类社会有用，实际上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社会属性，这部分价值不是劳动创造出来的。我们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理论两者结合解释资源的定价问题。关于研究对象。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资源，也就是自然资源部现在管的山水林田湖草海，但是山水林田湖草海从经济学上不好归入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这些要素）。现在的自然资源经济学是在原有的部门经济学或者行业经济学基础上统一起来形成的经济学科，研究对象比较广。但也面临着研究对象拓宽、解释力变弱问题。关于学科性质。资源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偏向于应用经济学。其中一部分是理论，另外一部分是交叉的，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经济关系。经济学可以分成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可以分成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偏向于生产力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生产关系经济学，实际上要把两个结合在一起才能说明问题。资源经济学应该既研究资源开发利用的生产力问题，也要研究资源开发的生产关系问题，把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揉到一起，用这样的自然资源经济学来指导实践，更有说服力。

关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三条红线、保护区与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矛盾实际上就是矿产资源开发和保护的矛盾。目前存在一些认识误区：一说矿产资源开发，就认为矿产资源开发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甚至是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在巨大的环保压力下，地方政府就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把可能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统统禁止和关停掉。这种做法的根源在于对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环境影响的认识有误区，所以要客观认识不同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矿产资源开发会对环境扰动是客观事实，但是，不能因为害怕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有扰动就放弃开发。矿产资源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矿产资源开发正是利用其社会属性（包括多用性、稀缺性、难替代性），有些矿产资源很难替代，需要开发。所以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考虑。一是矿产勘查活动对环境的扰动很小。其污染源属于点状污染源，影响程度可控在很小范围内。二是中、小型矿山对环境影响不大。中、小型矿山的开采活动对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需要采用绿色开采技术，建设绿色矿山，要加强监督和管理。三是大型煤矿和露天开采对环境的影响较大。要想办法在技术上、在要求上提高一些，边开采边治理，多采用地下开采、绿色开采技术方法。四是油田开发环境影响是可控的。石油都是埋藏在几千米深的地下，正常的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不大。只要管控得当，油田开发对环境的影响可以控制在最小限度。要站在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处理矿产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现在地方上的小矿山包括大部分采沙场都关了，沙、土、石料的价格飞涨，甚至江苏到内蒙去买砂，地方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基层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把中小矿山、对环境有影响的矿业活动关停，会被环保问责；如果关停，地方经济将受到很大影响。我觉得有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2019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把稳增长作为2020年经济工作的第一目标。我国是矿产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资源量严重不足，大宗矿产品对外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这可能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威胁。现在，保护区和“三条红线”内的矿产资源不能开发，找矿前景好的矿也不能再投入资金，这既是一种损失，也无法缓解矿产资源短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应允许在“三条红线”和保护区里开采矿产资源。当然在“三条红线”和保护区开发矿产资源，要有严格的要求，要求限制的条件更多，而且速度、规模要有限制，并要求边开采边治理。要允许对“三条红线”和保护区里的优势矿产进行勘查和矿产地战略储备，以确保国家的资源经济安全。

安海忠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公共管理等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资源产业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共四个与自然资源经济相关的博士点。自然资源经济是四个博士点里面最核心、最具有特色、最主要的研究领域，自然资源经济是用崔彬老师的教材，没有统编教材。有一个自然资源环境经济管理专题，由十几个老师讲国际上最新的进展，没有涉及到固定的教材。我的团队最近主要研究矿产资源全产业链经济与管理的问题。今天我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从研究的视角、研究的范式、基础数据和研究方法等四个方面谈谈我的想法。

一是研究视角。从全球视角和全产业链视角开展研究。全球视角就是从全球看中国，研究中国的矿产资源问题，不能就中国说中国，因为我们的矿产资源是全球配置。目前的管理是碎片化管理，勘探、开采是自然资源部管理，冶炼加工是工信部，应用是发改委管理，回收利用是商务部，涉及到环境问题是生态环境部管理。如果我们从全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涉及到几个问题：一是产业的嵌构问题。上中下游的产业和回收利用的产业，多个阶段的产业怎么去嵌构。二是产业共生问题。涉及到循环经济，全产业链就是一整套的循环经济，是国家所提倡的。要做全产业链管理需要多主体之间的交互规则，上下游之间的产品价格的传导，资本市场的传导，以及一些上市公司的股权关系，要制定统一规则。我们做全产业链重点研究关键矿产和关键技术等“卡脖子”的问题。

二是研究范式。要研究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研究范式，要从大数据和复杂性科学的经济管理找到一个范式。资源是一个系统，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是综合于一体的大系统，资源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资源的角度进入，我们需要研究复杂性科学的经济管理的研究范式，建立资源经济的基础理论问题。

三是基础数据。经济学的研究没有基础数据是万万不能的，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的矿产资源全产业链的数据库，涉及到一些产品的产业链，涉及到公司的产业链，涉及到技术产业链等，这是我们的研究基础。研究“卡脖子”问题需要从数据分析出哪些环节、哪些技术被哪些公司所垄断，哪些公司背后是哪些国家，这是一个动态的数据分析。

四是研究方法。要运用系统化的思维做一个研究方法，需要建立一套政策推演系统，最后我们要对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政策建议需要政策的推演，参照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做的稀土虚拟仿真系统，我们准备在项目里面研究提出一套这样的情境模拟系统。

对学会工作的建议。自然资源经济学是多学科交叉，涉及到数学、物理，建立数学模型、物理模型；涉及到自然资源学，自然资源学里有矿产资源、能源、森林、草原、海洋等；涉及计算机、测绘、卫星遥感；还涉及环境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建议学会吸纳一些自然学科和经济管理学科的人才进来，交叉研究出一些新的思路。

 

周进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

 

我干过野外地质工作、从事过研究，现在从事教学工作，地质情结更浓厚一些。

关于学会职能的扩大。从地质经济学会到地矿经济学会，经历了地质部、地质矿产部的职能转变，也是从技术到经济。1982年地质矿产部成立矿管局就有了管理的职能，地质经济学会研究在技术、经济之外，又增加了管理。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又增加了参与国家宏观调控的职能，同时增加了矿产资源经济收益管理等。所以，现在地矿经济学会研究内容和范围，已经扩大了。

关于学科建设及相关问题。从逻辑上，自然资源学科应该包括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对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和修复。这也是自然资源部在机构设置中考虑的问题。从学科角度来说，对矿产的认识过程，就是对地质勘探或地质调查评价的认识过程，或者说是对地球认知过程和探究地球信息的过程。从学科角度，这个认识过程归属于理学和工学；从利用角度，是矿产资源经济学或开发利用经济学等。自然资源不是单一的，都是在同一空间里面分层次分布，多种资源是共生、相互依存的，在时空上存在着复杂性。如土地资源下边有矿产资源，上面有林、草覆盖，这些资源是混合在一起的、在同一空间共生的，所以涉及到综合利用的问题。在学科的设置上，综合利用涉及到工学、管理学、理学等几大类。下一个层次是修复，人类认识资源、利用自然之外更多的是修复，人类社会要延续下去，不是当代人利用完就不考虑后代人了，所以有修复的问题。这是自然资源部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在学科体系逻辑和学科设置上，我有几个观点和在座的各位讨论。第一，法律的问题。《矿产资源法》已经实施了20多年。如同《土地管理法》《草原管理法》和《森林管理法》都是关于对应资源管理问题，《矿产资源法》本意是矿产资源管理法或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有些法律规定在现实管理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第二，实践的问题。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土地资源是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在具体的管理上会出现打架的问题。很多矿山企业采了很多年了，但是没有建设用地许可证。现在有个说法叫“净地”，即给矿山企业一块包括地表使用权和地下矿产占有使用权的采矿许可证，这是个良好开端。第三，资源配置理论（关于资源配置和资产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在十九大以后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学术角度如何区分重要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我认为资源配置和资产配置的区别在于：资源配置是宏观的。什么矿产需要加大勘探和开发的力度？肯定是战略性矿产资源和国家稀缺的基础性资源。到哪儿去勘探、勘探什么应该属于宏观配置的问题。对于一个企业，如何开采资源、如何高效率的开采，开采顺序、开采方法这都属于资产配置问题，是由市场决定的。作为企业决策者，先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首先考虑开采的肯定是浅、易、富、近的资源，以快速收回投资，这是市场规律决定的，并不是宏观政策决定的。当然宏观政策可以引导，但不一定能决定。第四，关于价值与使用价值。我认为先有发现价值。如金刚石很有用、很值钱，但如果是某人无意中一脚把它踢出来的，那么凝结在当中的有效劳动有多少呢？其实它只是一个发现，这一脚就是发现了它。对于它的价值体现在它的使用当中，如果不使用而把它存起来，就没有价值，仅仅有发现价值。就好比一个西红柿，好吃且含有多种维生素，其使用价值就是可以吃，吃的结果有助于身体健康，这就是效用价值。所以，对于自然资源我们可以从发现价值、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的角度去看待有关问题。

牛建英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

 

一是挑战。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学会要做学科研究，学会做学科是创新，是一个新的论题。学科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能做好统领性、方向性的把握，将是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的一个创举。但这一举措也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学会如何来进行学科研究、与大学的学科建设有何不同？这是挑战一。挑战二来自于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学会依托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面临对山水林田湖草海实施监管，如果我们研究涉猎全部七个方面内容是否具备相应的研究基础，是否还能够坚持地矿研究主题。个人认为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学会需要解决研究的掣肘问题如何克服，研究学会定位等基本问题。

二是任务。学会的学科研究基本任务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方法论。学会要进行学科研究，首先要解决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的问题。研究地质矿产的经济问题，直接套用经济学的方法目前来看不是特别合适。受德霖理事长的启发，在此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法：我是思考从矿产勘查、开采、利用到后面的全产业链，研究它本身的规律，从而探寻适合地质矿产开发的经济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全新思路。由于到目前所有的矿产经济的研究方法都是拿来主义，如果从矿产本身的特点来进行研究，重新进行方法和理论的研究，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和巨大的挑战，这里面很多是颠覆性的思维方式。关于独特性。如何在现有的经济现实中，突出地矿经济的独特性？我们现在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一些规律性问题，包括用西方经济学一些方法去研究资源面临的市场国际形势，这些方法是不适用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国际铁矿定价的规则根本就不是价值价格的问题，是依照第一家达成协议价的价格，作为全年所有市场的指导价，这根本不符合价值决定价格的理论。这种定价规则里隐含着“挖坑”的概念，单独价格谈判不起作用，一旦第一成交价达成，其他人就必须接受这个价格。所以每个单独谈判只是一个形式，其余的谈判都可能冲击现有的谈判价格。在国际铁矿石定价上我们被日本精日铁多次算计，它的进口需求和国外矿山所有权决定了他有两个兜可以进行价格平抑。总体来说，缺乏话语权总是被动的。如果学会能做学科研究，把这些信息的东西不用西方经济学思维固化，用矿产的国际形势包括我们金属交易市场的规则研究出来，我们就不会被动了，资源战略布局就会有主动性。包括石油价格、大宗矿产价格，这些内容都是需要纳入到范畴里综合考虑的。学会要做好这件事情，要先从根本的方向上重新考虑，是颠覆性的学科思考的问题。关于引领性。学会的学科建设是不是需要建设成一个跟学院、学校同样类型的呢？我个人觉得不太必要。现在从资源产业的学科建设来说肯定要有人才、师资、教材、科研。但是从学会的角度来讲，没有必要。学会在这方面既要区别于学院的学科建设，又要有一个高于学院学科建设的引领，是作为全国行业方向上的领头作用。

三是措施。学院式的学科建设特点是缺乏一个整体的构架，这个整体构架则构成了学会做学科的责任。现有的学校相互之间有交流、有合作，从整体构架来讲，学会的重点是发挥结构引领的作用。关于整体构架，无论从资源产业，还是从矿产资源经济，我们都在往一个方向努力，但是需要顶层设计和整体架构的思路，学会需要完成从虚到实的过程。特别需要的就是，把顶层的、构架上的东西要做出来，而非简单的1加1，我们要有一个1加1大于2的结构。所以从方法论上、从理论基础上有很多颠覆性的、要重新做的事。

杨洋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

 

我是来自中国矿业大学的，代表青年学者，今天主要围绕着自己做的研究向各位专家汇报交流。我在学校的能源经济研究所参与了一些项目。其中有一个是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重大项目，是关于煤炭产需平衡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煤炭流通的问题，比如秦皇岛港的能源流通受一些因素影响出现比较剧烈的波动的状态，我们从这个角度对能源的产能进行研究。基于这个思路，如何对能源的安全问题进行更详细的研究，我们选了一个切入点，就是供应链弹性的问题。后来我们把这个问题又细化了，申请了北京市的社科基金（这个项目已经结题）。但北京市的课题更多还是关注于地区发展的，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关注点不一样。研究过程中我们也仔细分析了一下，基于贝叶斯网络构建了能源供应链脆弱性测度评价模型，以全国30省份的一次能源输入和输出数据为例，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资源约束的角度看，我国各省份的能源供应链脆弱点分析情况与“胡焕庸线”基本吻合。当能源供应链发生风险后，能源调入是“胡焕庸线”以东省份的能源供应链脆弱点，能源生产是“胡焕庸线”以西省份的能源供应链脆弱点。其中，煤炭调入是“胡焕庸线”以东省份的能源供应链脆弱点，煤炭生产是“胡焕庸线”以西省份的能源供应链脆弱点。符合以“胡焕庸线”划分的能源配置格局，符合我国资源禀赋特点和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围绕着这个话题，对北京市的供应链弹性和能源安全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以弹性为目标优化北京市能源供应网络，有效降低能源供应网络中断风险发生的概率，保障北京市能源供给安全。同时，弹性的能源供应网络，能够在中断发生后使北京市的能源供应网络尽快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减少供应中断对北京市能源供给的影响。课题结束之后整理了思路，我们申请了北京市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主要是围绕着新能源的产业政策展开的。2019年获得资助的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是在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讨如何加速可再生能源与城市能源体系融合发展，实现新能源的有序开发与利用等问题，并从市场机制角度出发，拟为北京市新能源开发与利用产业的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撑。当前对于能源行业的新技术，以及基于新技术产生的新能源（或新矿种）需求依然是一个研究的热点。从近5年来我个人获得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的情况看，在能源产业这方面不仅是解决宏观的产业政策问题，地区的发展对能源产业的影响也是值得学者关注的。当然今天前面各位专家主要对未来比较宏观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如果说只看一个地区或北京市，或某一个省份的发展，可能资源禀赋的特点、资源安全，或者资源价格的一些话题则是研究的重点。

 

录音整理：王志刚 张家义

本文由《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编辑部授权发表，如需转载，请联系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