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后一家国有煤矿将关停

“害怕吗？”

时常有人问安二同，深入地下百余米甚至数百米，不见天日，是什么心情。

30年工作在“地面以下”，安二同退休时，他所在的木城涧煤矿也临近了它的尾声——1998年起，北京开始大规模治理大气污染，并向燃煤污染宣战。

“战争”延续了20年。到去年，北京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为6微克/立方米，相较20年前，降幅高达95%。

矿上的工友相继离开，老旧平房院里的煤棚拆掉了，锅炉房不再烧煤。环保执法队员“登高查烟囱”的频次减少，更优的技术和能源成为了煤的替身。

煤炭，逐渐淡出我们的取暖记忆。

 

千年采煤史即将结束

木城涧曾是京西最大的煤矿，1952年建矿投产，年产能最高时达170万吨，职工最多时达7400多人，建矿以来，已为国家贡献了煤炭资源7000余万吨。

北京采煤素有“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之说。西部的门头沟，曾是中国五大无烟煤产地之一，以煤炭为核心的矿业文化，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安二同是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1980年，他26岁，来到木城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

10年前，他开始退休生活。

1960年到2007年，门头沟地方原煤生产量在北京市煤炭终端消费量中平均占比63.5%。伴随长期的矿山开采，山体岩石裸露甚至山体被挖空，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随着首都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定位的战略性调整，门头沟被赋予了“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新功能定位。

一场告别矿井、修复生态环境的大规模行动正式展开。

去年底，木城涧煤矿关停，彻底成为记忆。荒芜低沉的矿区让安二同倍感失落，这“沉淀亿万年的乌金”承载着矿工们的青春。

至今，门头沟区陆续关闭了区属全部270家乡镇煤矿、500多家非煤矿山、砂石厂。门头沟最后一家国有煤矿大台矿也将在今年年底实现关停，这意味着京西甚至整个北京将彻底告别自辽代至今上千年的采煤史。

 

再也不用“囤煤过冬”

8月下旬的一天，北京有了初秋的模样。90岁的郭奶奶站在院子口晒太阳、剥洋葱。

她家住在东城区东厅胡同，大约3年前，东厅胡同启动煤改电。

郭奶奶手指着一处空地说，瞧，那儿以前是煤棚。每年9月，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囤煤过冬。郭奶奶家一个冬天要烧500块煤，她感觉很麻烦，“每天早起先用劈好的柴笼火，还要不停换煤，火不能灭。现在就一个开关，冷了就开，方便多了。”

煤棚“旧址”现在空荡荡，旁边绿植正盎然。除了更便利，郭奶奶觉得，煤改电后，煤渣没了，环境干净不少。

干净，也是谢蓓的感受。

她住在西城白纸坊清芷园社区，家里有5间屋子。2013年，这片儿启动煤改电。

往年冬天烧煤，一年下来得用6车，每车400块煤。她笑言自己不会烧炉子，结婚之前是父母帮忙烧，婚后这活儿轮到了爱人。

用电取暖后，一个冬天下来，花费跟之前差不多，大概4000元左右。虽然电比煤贵，算上政府补贴，还是实惠了不少。

2003年至2013年，北京一直推动中心城区和核心区的老旧平房“煤改电”。按照政策，“煤改电”居民均采用居民低谷试点电价，即调低低谷电价，降低居民用电取暖成本。

除了在夜间取暖时享受较低价格，符合一定条件的居民还可以享受政府补贴。2013年后，农村地区启动煤改清洁能源。

换言之，北京民用散煤的治理，是把核心区的经验，逐步往外辐射推广的过程。其间，公众环保意识不断提升，大家渐渐改变生活习惯，为环境改善出力。

 

燃煤发电成为历史

知春里锅炉房和中关村知春分校紧挨着，像一对“难兄难弟”，共生共存。

锅炉房给周边45万平方米供暖，有3台20蒸吨的锅炉。往年一个供暖季需要用八九千吨煤。

“2013年煤改气后，学校是直接受益者。”知春分校新闻发言人肖文说，锅炉房不烧煤了，全部换成清洁能源天然气。

长期以来，我国保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超过80%的煤是直接燃烧使用，高耗低效燃烧煤炭向空气中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烟尘，造成以煤烟型为主的大气污染。除了家家户户的民用散煤治理，燃煤电厂和各类锅炉，是北京燃煤源污染控制的两大抓手。

1998年开始，北京启动中心城区小锅炉改造。2009年起，城六区开始着手20蒸吨以上锅炉改造。随后，北京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至2018年底，北京平原地区基本告别了燃煤污染。

煤改气的路途中，少不了企业参与。

2017年，燕京啤酒厂180蒸吨锅炉全部完成煤改气改造，告别燃煤。

赵伟算了笔账，煤改气后，每年运行成本增加8000万元。他是北京燕京啤酒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装备部部长，长期分管环保。“作为国企，要承担社会责任，作好表率。”近年来赵伟发现，企业应急生产的次数少了，证明天越来越好了，“我们要留一点蓝天碧水给下一代。”

实际上，这种末端治理手段，起初广泛运用于电厂。

煤改气前，北京地区电厂以除尘、脱硫等改造为主。2010年，北京启动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建设，2015年，四大中心陆续投入使用，2014至2017三年间，北京削减燃煤量约850万吨，并彻底结束了燃煤发电历史。

跟煤烟型污染作战20年

以往每年采暖季前几天，晏向阳都跟队友选个高楼登高瞭望，看哪儿有烟囱冒黑烟。他曾是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副总队长。1998年开始，环保部门每年都派人登高查黑烟囱，直到后来北京推广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后，登高频次才逐渐减少。

2013年，北京发布清洁空气行动五年计划，启动“零点行动”——夜查。冬天取暖，晚上负荷最重，加上夜里容易疏于监管、偷工减料，是检测企业是否超标排放的重点时段。

晏向阳说，虽然查得严，罚得狠，企业如果改造政府会有资金补助，“胡萝卜”和“大棒”相结合。为了鼓励改造，北京持续制定、完善压减燃煤经济政策20余个。

1998年开始治理燃煤污染至今，北京跟煤烟型污染持续作战了20年。20年，是7300多个日夜的久久为功。除了政策保障，还有一帮人为政策落实保驾护航。

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的张中平也是北京治煤的亲历者。

“世界上没有大规模改造的先例供我们参考，只能边干边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张中平说，多年来压减燃煤，每一个政策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反复酝酿和协调。

计划怎么定、每年要改多少、能改多少？需要经过大量评估调研，这些跟气源、电力设施以及当前相应的配套保障密切相关。然后，看大家愿不愿意改，如果不愿意，是否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难，比如资金不足，或者施工条件困难等。

最终，还要看改后的效果，大气污染治理到底有没有实现减排。

“只要定下来目标，气源过不去，我们帮你找，路过不去，我们帮你想办法。”大到资金鼓励政策、小到工程节点，每一次进展，都是多个部门共同协商的结果，张中平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现场，开过多少个协调会。“每天去两三个现场，一年下来要跑上千次。”

最难的莫过于燃气管道的铺设，路由选址尤其艰难。有的管道要穿河流、穿公园，需要得到相关部门审批，有的在山区，管道根本上不去。

一个变化让大家欣喜。

以前推广清洁能源改造的时候总有不理解的声音，有人问，我祖祖辈辈烧了这么多年煤，凭什么让我改？如今，有人问政府部门，别的地方都煤改电了，为什么还不给我改？

晏向阳和张中平都认为，这是公众对压减燃煤工作的理解和认可，也说明治理有了成效，给大伙儿带来了幸福感。△